宁波城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夏朝的“鄞”。春秋时期“邺”为越地。公元前222年，秦设置鄞、鄮、句章三县，都隶属于会稽郡。

“明州”的称谓，始于唐代。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迁到“三江口”，建官署，筑城墙，建明州子城，这是宁波建城之始。

此后的宁波，数易其名。五代称望海军，北宋称奉国军，南宋称庆元府，元称庆元路，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称明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宁波”有了沿用至今的名字。

地处江南水乡、东海之滨，宁波以水为魂，倚港衍生。在城市发育成长的过程中，港口犹如一根绵长的生命线，贯穿始终。

唐代的明州港，是中国四大港口枢纽之一，宋元时期，明州港又是当时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明代的明州港，是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清代，全国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便设在宁波。

唐代明州子城挖据现场

宁波地区6000年前海岸线示意图

千百年来，港与城唇齿相依，共生共荣。惟其港口，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并在早期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中，奠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文化交流重要口岸的历史地位。

以水为魂的城市

宁波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港口有密切的联系。

“海接三韩诸岛近，江连七堰两湖平。”宁波东濒大海，江河纵横，人们自古“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掘时，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8把木桨。由此证明，早在7000年前，宁波先民已“善作舟划桨”。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

春秋时期，宁波人更是精造“乘舟”和“戈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客轮和战舰，借此漂洋过海。

当时，奉化江、余姚江汇成甬江的三江口，常有大小船只来往停泊。据《陆士龙集》记载：“始皇南巡，登稽岳，刻石文，身在鄮县三十余日。”

公元前4世纪，古越国营建了水军要塞句章港。句章港位于今天宁波的江北区，东接姚江出海，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九大港口之一。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正是在这里誓师北上，歼灭吴国。

这个句章港，就是宁波港的前身，句章港也是甬江流域最早出现的港口。公元89年，句章港迁至现宁波城区中心的三江口。这一次成功的迁移，使得句章港一时客商蜂拥，赢得几多繁华。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宁波港已有舟师活动。据史载，汉时舟师（海军）多自句章起碇。

句章古港航线示意图

三国时，“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年）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土万人，自会稽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即自宁波出发。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当诗仙李白正在感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时，历史再一次聚焦宁波。这一年，三艘日本遣唐使船远渡重洋，靠泊宁波港，宁波港正式开埠。

海上丝绸之路抗线示意困

唐宋年间，宁波（时称明州）已经与扬州、广州一起，并称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中东的商人蜂拥而至，宁波三江口桅墙林立，千帆待发。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当时由长安出发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成为中国最早的海上对外贸易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由宁波港出发，经温州、泉州、广州，过马来西亚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洋，直至波斯湾、东非和地中海各国。

用巨石构筑的它山堰，既能组成蓄淡，又能供人行走。（摄影：徐文浩）

经由这条海上通道，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药材和铁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西方的香料也由此输入中国。

此后千余年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明州城，一直是浙东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地。至今依然矗立在宁波市区的天封塔，就是唐代明州港的航标。

建于唐太和年间的水利工程它山堰，则解决了当时明州城粮食供应和生活用水问题，对明州港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位于月湖菊花洲的高丽使馆遗址、市舶务门内的市舶务遗址、江厦街、和义路一带出土的海运码头及海船等，——见证了宋元时期宁波港对外交往的盛况。

北宋明州市舶遗址示意田

浙江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天后宫（海神庙）——庆安会馆，同样是宁波港口城市的历史标志。

2002年，在唐宋明州城遗址的东南向，出土了永丰库遗址。这个总建筑面积9600平方米的遗址，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辅以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沟、水井、河道等大型建筑，共出土文物800余件，其中包括宋元时期江南和中原地区著名窑系的大量陶瓷产品。

元代永丰库遗址（摄影：徐文浩）

元代永丰库遗址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也是宁波迄今最重要的城市考古发现，成为古代宁波在对外交通贸易中重要地位的明证。

架起海上文化通道

港口不仅为宁波开启了一条便捷的对外贸易通道，也成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唐宋时期，中日往来密切，日本来华学习的著名僧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就是取道宁波搭船回国的。当时，他在甬江口还作了《三笠山词》以志纪念。

而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也曾在宁波修船，并被安置在阿育王寺。史载，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在明州狼沟沛遇险，遇巡海官船，后又被明州太守派来的官船接到宁波阿育王寺暂住。

唐、五代时期明州港海上航线示意图

鉴真大师塑像

唐代宗大历年间（776—779年），由于新罗发生内乱，“海道梗塞，乃改由明、越州朝贡，厥后相沿为例”，即取道“南岛路”，越过东海前来明州。

日本的高僧最澄、空海也取道明州前来中国；为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戒的日僧普照，曾两度前来明州阿育王寺。

后来开辟了“南路”，从日本九州西北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越过东海前来明州，这条航线既较安全，又很便捷，如遇顺风，十日可达。

而据《宁波日本福江岛遣唐使寄泊港遗址远洋运

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杨《唐山胜景图》（局部）(www.daowen.com)

日本福江岛遣唐使寄泊港遗址

输志》载，唐宣宗大中元年6月22日，明州著名商人、航海家张支信和元净和尚等37人，自明州望海镇出发东渡，于6月24日抵达日本值嘉岛那留浦，仅花了三天时间，为中日交往创造了东海航行的最快航行纪录。

张支信等人将宁波的造船技术传到日本，经常在日本打造船舶工业。

中国佛教文化的璀璨明珠一浙东佛教，就是宁波港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宁波的古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初期，是我国现存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寺内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东南佛国”天童寺，30余幢999间建筑物高低错落、气势轩昂，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宏大，为东亚地区所罕见。

弥勒菩萨的道场雪窦寺、江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保国寺……这些规制严整的佛教建筑，充分显示了宁波在与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日本佛教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阿育王寺

“海上陶瓷之路”兴起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港与后来的“海上陶瓷之路”也有极深的渊源。

安史之乱后，唐失河西之地，“陆上丝绸之路”渐次冷落，粤、浙、闽等地沿海外贸日益兴盛。当时在明州港的各国商人在购买书籍、丝绸、茶叶的同时，还带去各式瓷器，“海上瓷器之路”也随之兴起。

上林湖荷花芯窑遗址

上林湖越窑遗址

1987年，封闭了千余年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被打开，在一片金杯银盏的耀眼光芒中，惊现16件秘色瓷，澄澈如一泓春水。

日本出土的唐越窑青瓷盒

日本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碗

韩国出土的唐越窑玉壁底碗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传说中的秘色瓷，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她的惊世之美。

伴随着这次轰动中外的考古发现，秘色瓷的原产地——宁波慈溪上林湖，作为“海上陶瓷之路”开拓者的身影也开始清晰起来。

越窑从东汉开始建窑，盛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衰于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停烧，烧造历史长达千年之久。

如今，在慈溪上林湖区域，依然保留着近200处越窑遗址，它们静静地躺在青山绿水间，诉说着那一段横亘千年的辉煌。

巧的是，近年来，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泰国、伊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大量越窑青瓷器和瓷片。甚至远在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发现了质地精良的越窑青瓷。

作为一种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的“信物”，越窑青瓷远涉重洋，为人类文明的交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留下的活化石，也成为宁波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象征。

另一方面，远洋航海的需求也带动了明州港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后者又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兴盛提供了技术基础。

据史载，宋代明州的远洋运输工具数量居全国首位。北宋明州的海船已将桅杆装在转轴上，灵活自如，不至于被风吹折。

明州港所造船只，航海设备齐全，更重要的是使用了指南针，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到了南宋，则进一步使用了罗盘针。

当时的明州工匠，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认为尖底船比平底船更好，更易于海上航行，故多打造尖底船。

宋元时代，明州港走向鼎盛，与广州港、泉州港并列为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明州港规模仅次于广州港，居全国第二。南宋时，在宁波建立的市舶司，其关税收入占当时南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

韩国新安元代沉船遗存

宋代石砌海运码头遗址

宋代外海船挖掘现场

衰落

明以后，因朝廷屡兴海禁，宁波港口一度中落。

明洪武二年（1369年），沿海一带常遭倭寇侵扰，朱元璋下令禁止“通蕃下海”，屯兵戌守宁波，宁波港长期处于闭港、半闭港状态。

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把宁波港三江口桃花渡一带作为主要造船备料的基地。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侵占宁波。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宁波港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此后，各国在宁波开设了28家洋行，运进来的是鸦片、丝袜和口红之类剩余物资，流出去的是作为工业原料的农副产品和黄金白银。

1889年建造的浙海关镇海分关验货栈

清末江北岸外滩

1935年浙海关配置的“海清号”巡稽舰

据1928年统计，宁波港出入海轮为1730艘次，船舶总吨位285万吨，洋货进口价值折合1497.6691万关平银两（当时一关平银两折合1.23美元），土货出口1642.7975万关平银两。

出口中光棉花一项价值就达440万关平银两，而入口货物中纸烟一项亦值420万关平银两，宁波人民种出来的棉花竟全部换成了纸烟。

19世纪末，中国不少港口被迫开放后迅速向下游推进，长三角对外贸易港口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处在内河的宁波港则一落千丈，成为为国内转运货物的贸易港。

1941年4月19日，日寇入侵，宁波沦陷，宁波港遭受极大破坏，海运事业中断。

1941年6月，日军侵占定海巷。

此后战火连绵，宁波港口时兴时衰。至1949年，江北岸码头前沿宽度从1841年的290米缩减到不足250米。江天码头前沿水深仅2.7米。宁波港的年吞吐量不到4万吨，是一个仅有4个破旧浮码头的区域性小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