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几章我介绍了创业公司的创意、战略、产品等可控因素。

创业公司想要成功，除了上述这三点，还需要有超群的执行能力和优秀的团队。不过由于这些因素中没有具有“反直觉性”的项目，所以本书省略不谈。

但是，即使创意、战略、产品、执行力、团队都很完美，可是如果缺乏某个因素，创业公司也无法成功。这个因素就是“运气”。

运气乍一看似乎完全不可控，但是可以通过将运气分解为几个因素，从中找到某种程度上可控的部分。

只要能够把握自己能够控制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将这种因素最大化，这有助于事业的成功。将成功概率提高哪怕几个百分点，控制运气，是管理者必不可少的技能。

本章想要探讨的就是与创业公司的“运气”相关的各种观点。

管理者是“冒险者”，这种观念如今还根深蒂固，也有人站在推荐公司的立场上，提出“不冒险的风险”这种乐观向上的说法。

但是，大获成功的管理者并不会随意冒险。

亚当·格兰特在《离经叛道》中引用的某个研究结果显示：“不一心一意创业、继续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创业者，比那些辞掉本职工作、一心一意创业的创业者的失败率低33%。”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讨厌风险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成功可能性。

另外，在由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编写的以亿万富翁为主题的《高价值创造者的5个思维习惯》（The Self-made Billionaire Effect）中也提到，在他们身上不太能看到喜欢风险的倾向。

比如让我们来看一下身价亿万的企业家比尔·盖茨的例子。

到处都在宣传，比尔·盖茨为了创业从哈佛大学退学，可是事实上，他在大二那年创业以后仍然继续了一年学业。

而且，他正式开始创业的时候并不是退学而是休学。也就是说，他一直都保留着重回哈佛的选择。

前文提到的《离经叛道》中指出，创业家选择承担的风险的多少，总体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他们承担风险的方式有所不同。我要介绍的就是最不同之处，尤其是以下三点：

1.创业者会对风险进行项目组合管理

越是成功的管理者越会做项目组合，也就是说，如果在某个领域采取了风险较大的举措，那么就在其他领域采取慎重的行动，以便让整体的风险水平相互抵消。

例如，在创业之前先保证自己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和资金来源，在拥有防护网的情况下再做冒险的尝试。很多大获成功的管理者，要么是父母很有钱，要么就是失败一次不足以影响他的事业，或许也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防护网。

把目光转向创业公司以外，爱因斯坦和卡夫卡等名人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爱因斯坦一边在专利局工作，一边沉迷于相对论的奇思妙想；卡夫卡则一边做保险公司的职员，一边写出了《变形记》等荒诞的小说。

或许他们也正是因为有安全的收入来源，才能埋头于充满挑战的课题。

2.管理者会等待良机

我在谈论先行者优势的话题时也曾提到，偏爱风险的人容易不管不顾地执着于打头阵。但是，成功的管理者却都倾向于等待合适的时机。

例如2014年以软件公司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显示，如果急切地进入风险投资所关注的热门的、流行的市场，那么，进入这些市场的创业者的创业的生存率和增长率都会降低（Pontikes ＆ Barnett）。

而那些一直等待市场的热度降下去的管理者和在所谓的“不理想”的时机进入市场的管理者的成功概率反而更高。

3.管理者会相对性地判断风险

一般人会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但是据《高价值创造者的5个思维习惯》所言，亿万富翁似乎并非如此，比起失去现在拥有之物的风险，他们更害怕错失机会和风险。具体而言，亿万富翁不是讨厌“失去现在拥有的钱财的风险”，而是讨厌“错过将来的可能性的风险”。

管理者容易被认为是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可是只要看一下上述三点，就能明白事实略有不同。因为他们承担风险的方式略微不同，所以可以说他们“把握住了与他人不同的机遇”。

人们认为，《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The Black Swan）一书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本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认为，被称为黑天鹅的现象具有如下特征：

· 异常，即按照过去的情况来看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在一般可以预料到的范围之外。

· 发生时会造成巨大冲击。

· 尽管异常，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发生之后可以创造适当的解释，将它合理化，让人感觉本来是可以预测的。

也就是说，只要是超越预知、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的事件，就可以被称为黑天鹅。正如过去的金融危机那般，黑天鹅经常会给人们带来重大的危害。

但是，虽然存在金融危机般的负面黑天鹅现象，却也存在正面黑天鹅现象。创业公司就属于正面黑天鹅现象。

创业公司来自于“一般可以预料到的范围之外”“发生时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事后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原本是可以预测的”。在找到它时，可以给管理者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回报。创业公司可以说刚好具备黑天鹅的特征。

通过了解黑天鹅的特征，可以把它们应用到创业公司的思维中去，塔勒布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黑天鹅的存在，同时也介绍了制服黑天鹅的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名为“杠铃策略”的承担风险的方法。这个策略就是：“将极端保守的投资和极端具有投机性的投资组合在一起，抛弃一切中等风险。”

例如，将投资的九成左右分配给超级安全的投资，剩下的一成左右则分配给具有投机性的投资，综合起来就是中等程度的投资，但是中等风险的部分却很少，形状就像是杠铃一般，因此这般命名。

图13 杠铃策略

如果发挥分散风险的意识，将一切都投入到中等风险的投资中，那么当负面黑天鹅现象出现时，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但是，杠铃策略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那些投机性强的部分，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却都押在那些超安全的投资上。如此一来，重点就在于无论是发生负面黑天鹅事件，还是正面黑天鹅事件，公司都能以良好的状态来面对，而且能够应对负面黑天鹅事件。

采取这种策略，将资产的九成都投入安全的项目中，即使出现黑天鹅，公司也能保留部分投资资源。

同时，用投机性投资继续去赌黑天鹅的出现，有望获得超出预期的巨大回报。

塔勒布在书中也提到，在你投机性的投资中也可以创建风险资本式的投资组合。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这个行业会对数十家创业公司进行有风险的投资，只要其中一家公司能大获成功即可。同时，由于创业公司的获利是非对称性的，因此在这种商业模式中，风险投资也可以发挥作用。

这种风险的承担方式，与刚才提到的爱因斯坦和卡夫卡在事业上采取的风险承担方式也很接近。这种风险承担方式大部分也可以应用于产品开发中。

例如，在思考增加新功能时，可以把较多时间花费在增加满足顾客期望的功能上，剩下的时间则尝试增加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风险高的功能。这样做或许会在某个时机迎来爆发性的用户增长。

谷歌的“20%时间制”或许也与这种杠铃策略类似。因为20%时间制与时刻让20%的公司员工进行投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实际上，谷歌有很多通过20%时间制实现快速增长的产品。如今已经是脸书的主要功能的时间线，也是在黑客节（短期内制作作品的活动）上诞生的产品，它最初只是一个游戏。

塔勒布在《黑天鹅》之后，又写了《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反脆弱”，它的意思是既不隐藏，也不回避脆弱，而是“反过来充分利用脆弱”。

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创新正是诞生于世界的反脆弱性。

与其他概念作一下对比，或许更容易理解反脆弱的含义。

脆弱（易坏）的事物是指只要发生很小的变化，就会遭受巨大打击的事物，就像咖啡杯一样。咖啡杯只要受到一丁点儿预想不到的打击，就会轻易破碎。同时，易坏的事物和不喜欢变化的人会追求强韧（结实）的事物。比如咖啡杯，如果是铁制的就不会损坏。但是，这种咖啡杯既重，使用又极为不便，虽然不会摔坏，却也无法获得巨大的收益。最后，请你暂时将反脆弱理解为不会因变化受到打击，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事物。此外，他还以“理解是凸性（反脆弱）的拙劣替代品^[1]”为题发表了他的创新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按照塔勒布的理解，创新、技术进步以及新的知识的发现，属于“正面黑天鹅现象”。也就是说，利用世界的反脆弱性是一种发现创新的方法。

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创新并不是立足于学术性的理论，从理论中由上而下诞生的。大部分创新都是通过科学家们的试错，自下而上产生的。

在试错的过程中诞生了偶然的发现，从偶然的发现中又产生新的创新。借用塔勒布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动性（volatility）带来的非对称性的正面黑天鹅现象才是创新。”

青霉素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在打扫研究室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在实验中培养的一种培养基会产生青霉菌，这种青霉菌会妨碍菌类的培养，同时他还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性。

现在回顾一下当年，人们会觉得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到人们认识到这个发现的意义，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生物的进化也是一个例子。得益于现实世界的变动性，从原始世界的海洋中偶然诞生了生物，后来又通过一连串正面黑天鹅现象，终于诞生了人类。

当然，在试错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失败，每次失败都会产生成本。如果成本不断积累，越滚越大，那就有问题了。

塔勒布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对策：“要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小规模且可预测的范围内。”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将赌注压在会产生看不到最高利益的上限，以及具有非对称性的回报的事物上。”

彩票这一类最高利益和回报率已经确定的东西，不能说是反脆弱的赌法。把资金投入那些最高利益的回报率巨大到无法估计的项目中，才是认识到反脆弱性的赌法。

因此，对于可预测的试错成本，当出现非对称性且无法预测的利益时，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塔勒布将它称为“凸补法”（convex tinkering），这是他的创新方法论，这也正是与创业公司贯通的思维方法。

无论好坏，现实总是潜藏着超出预想的可能性。人类并未把握世界的全部，一定有未知存在。

防备负面未知事件的发生是风险管理的基础，而赌正面未知事件的发生，或许就可以称为创新。更准确来说，“在可预测的成本的范围内，赌正面的未知事件的发生”，这可谓是发动创新的方法。

如果无法预测，那么只需利用可以预测的东西。这就是塔勒布的观点。创业公司也同样如此，它们聪明地利用在激烈的环境变化中产生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寄希望于正面未知事件的发生，一举实现增长。

著名物理学家列纳德·蒙洛迪诺写过一本关于随机性的科学著作，在这本名为《醉汉的脚步：随机性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The Drunkard’s Walk :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的书中，他如下叙述：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向前走。这是因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随机性总会幸运地发挥作用，比如站在击球手的位置上的次数、冒险的次数、把握住机会的次数，都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就连失败的可能性更大的掷硬币，偶尔也会成功。或者如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所言：‘如果你想要提高成功的概率，首先要将失败的概率翻倍。’”

正如蒙洛迪诺所言，运气虽然无法控制，但是挑战的“次数”却能够凭我们的意志操控。

只要试错的次数足够多，再罕有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反脆弱意识的挑战的次数增加，出现产生巨大回报的创业公司即“正面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也会整体提升。(www.daowen.com)

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还可以控制一次挑战成功的“速度”。例如，如果验证某个假说是否正确需要一周时间，那么一年就只能进行52次验证。

但是如果升级方法，将验证假说的时间缩短到三天，那么一年就能做120次左右。如果能缩短到三小时，那么一年就能做3000次左右的假说验证。只要我们更加关注速度这种可控的事物，就可以提高挑战的次数。

当然，并非一切挑战都可以缩短耗时。不过只要动一下脑筋，就能比现在更快、更廉价地进行挑战。只要在此基础上增加挑战的次数，就能提升自己的运气。

增加挑战的次数还有一个好处：“量会诞生质。”

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与艺术家相近的特质。在面向艺术家的著作《艺术与恐惧》（Art & Fear）中，介绍了如何应对艺术家容易陷入的恐惧。作品中介绍了一个有趣的试验。

在某个课堂上，把班级的一半学生分为两组，让他们各自按照不同的方法来制造壶：

· 按照壶的“重量”（总重量）打分的组

· 只按照一个壶的“质量”打分的组

也就是说，将评价的标准分为“量”和“质”。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会觉得能够制造出更好的壶的是按照“质”来打分的小组，然而最终制造出分数较高的壶的却是“量”的小组。

这是因为“质”的小组只计较完成的壶的完美度，无法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而 “量”的小组却通过反复试错，提高了制作水准。

“量”会诞生“质”，也可以通过其他事例来证明。

爱因斯坦写过248篇论文，达尔文写过119篇，弗洛伊德写过330篇。爱迪生获得过1093个专利，巴赫谱写过1000多首曲子，毕加索留下了2万多幅画作。就像这样，连天才也是历经很多挑战和失败才创造出杰作。

研究这些天才的创造力的西门顿表示，他们创作很多二流作品的时期，和创作很多一流作品的时期，其实是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那些天才为了创作出杰作，也需要不断累积失败的经验。

话虽如此，可是科学家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有伟大的发现，如果挑战的次数更重要的话，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会在阅历较浅、挑战的绝对数量较少的时候做出伟大的业绩？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惑。

但是，近年来在《科学》中刊登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年轻时代有伟大发现”的观点并不是那么正确，他们创作出可以称得上伟大发现的论文的概率，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是一定的。科学家在年轻时代就有伟大发现的理由，仅仅在于他们在年轻时发表的论文更多，因此在年轻时取得业绩的可能性也更高，另一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论文的出版数相对来说会持续降低，于是随着年纪增长，留下业绩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从这个调查中我们也能明白，最重要的还是数量。为了提高“质”和把握住运气，必须挑战“量”。

不挑战就无法得到某种东西。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使了解这种情况，也不去挑战？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厌恶损失心理”。这种心理倾向，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人都害怕损失，相对于获利，他们对损失更加敏感。

在各种实验中，对比相同程度的利益和损失时，损失所伴随的情感冲击是获得利益时的1.5~2.5倍左右。尤其是对于最初的损失的感受会更加强烈，然后会逐渐缓和。

人类总是过度在意挑战必然会伴随的金钱和时间方面的损失，尤其是倾向于避免迈出最初的那一步。这种厌恶损失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非线性的现象，也是一个反直觉的事实。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挑战一般人容易犹豫的事情本身，也可谓是一个优势。

人们会从失败中收获良多。被控制在可以预测的范围内的失败，并不单纯是失败，也可以视为学习所必要的成本。

其实有研究结果表示，对比成功体验和失败体验所带来的后续的绩效提升效应（减少失败概率），后者的影响力更强烈。也就是说，人们会从失败中学到更多。

图14 损失回避

在人的一生中，机遇来到面前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或许你会害怕损失，但是当你感觉到机会到来时，拿出挑战它的态度可以帮助你抓住它。

如果不顺利的话，就把这种失败仅仅视为挑战的结果上的失败，仅仅如此就能比别人学到更多，在经验方面领先一步。

即使你对某项技术和事业满怀热忱，跃跃欲试，但是只要时机不合适就无法实现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可以长期挑战的权利非常重要。

例如等风投公司的融资就意味着要使用别人的资金。如果过度使用这些资金，将来就有可能不被允许再次挑战。无法挑战就无法获得胜利。

为了能够在胜利的时机到来之前顽强地坚持下去，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巨大的失败。很多有名的创业家也有失败的历史。他们之所以能踏着失败抵达成功，是因为他们即使失败了，也维持了可以再一次挑战的状态。

因汉明码的发明而闻名于世的数学家理查德·汉明说过：“想要留下伟大的业绩，不需要干出很多大事。在某种意义上留下伟大业绩很简单，只要长期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如果你能认识到，即使失败也不会就此毁灭，继续去挑战的话，总有一天运气会来敲门。

爱彼迎在实现增长之前坚持了大约1000天。色拉布在上市后最初三个月的下载量也仅有127个。

创业公司不会一夜成功。不失去动力，维持事业的生命，不断坚持，才是获得“运气”最重要的事。

“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也是管理者的重要资质之一。置身于可以与某个人互相承认失败，面临失败时可以互帮互助的环境下，有利于创业公司的成功。

创业公司是挑战创造新价值的集团，并不是在成熟的市场进行互相瓜分馅饼的“零和游戏”。新价值的创造没有上限，而成功的公司数量也没有固定的上限。

保罗·格雷厄姆说过：“如果你想成立创业公司，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都会试图去反证馅饼谬误（Pie Fallacy）。”他想表达的观点是，创业公司不是要进行互相争夺馅饼的竞争，而是要互相创造新价值，将馅饼做大。

如此一来，创业公司之间就更加应当彼此协助，彼此贡献，一起将新创造出的价值最大化。

只要坚持互助，假如有一天你的事业失败了，也一定可以被某个快速增长的创业公司接纳。他们需要人手，如果你曾经是创业公司的管理者，就更加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人才。

如果他们了解到你在此之前累积的努力，一定会向你伸出援手。

在创业孵化器，那些经营创业公司失败的人才，也大多会被同期的创业公司聘用。

因此，请你务必重视与周围的管理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周围没有管理者，果断地搬到管理者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选择。选择置身什么样的环境，是为了让运气来到你身边而能够采取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再重申一次，创业公司不是“零和游戏”。凝聚大家的力量，整个行业携起手来，共同创造新价值，对于创业公司从业者而言，甚至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可以带来良好的结果。

· 管理者承担风险的方式不仅是高风险、高回报。还存在更聪明的风险承担方式。

· 请你掌握反脆弱和杠铃策略的“反脆弱性”的思维方式，积极地利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 “运气”依赖于挑战的次数。为了增加挑战次数，需要加快每次挑战的速度，降低挑战成本。这种“速度”是可控的。

· 想要长期挑战，最重要的是在避免“巨大的失败”的同时进行赌博。请注意不要陷入无法再次挑战的情况，不断进行可以将失败控制在可预测的范围内的挑战。

· 创业公司不是瓜分馅饼的游戏，反而是扩大馅饼的游戏。请你和身边的创业者们通力合作，创造新价值。

我目前在东京大学的产学协创推进本部工作，这是一个和公司进行共同研究以及支援大学创业公司的组织。

东京大学在日本国内以拥有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和人才而著称，实际上，它也是拥有最多大学生创建创业公司的大学。

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2015年由大学生创立的风险创业公司的数量，东京大学遥遥领先。与排第2位的京都大学相比，这个数字有2倍以上的差距（《大学风险创业的增长因素对策相关实态研究》2015年度）。

当然，创业公司的“质”很重要，创业的数量本身没有那么要紧。但是，通过数字也可以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东京大学周边的创业公司的生态体系中，各种各样的技术正在聚集。

东京大学长期以来都在不断完善支持创业公司的环境。

我所属的东京大学产学协创推进本部，除了产学共同研究的推进，还在进行对大学创业公司的支持。比如在大学内设置创业公司入驻所需要的设施“创业家广场”（Entrepreneurs Plaza）等，通过各种形式为刚成立的创业公司提供支持。此外，还在教育层面上致力于管理者教育，从持续10年以上的“创业道场”中走出了无数创业家和事业家。

在东京大学的周边，对大学以外的创业公司的支援活动也在不断扩展。

常年都在为有效利用大学的研究成果的创业公司投资的风投公司“东京大学Edge Capital创投公司”，以及帮助管理大学知识产权的“东京大学TLO株式会社”等公司，作为东京大学的相关组织，从10多年前开始就已经在开展活动。它们与大学通力合作，累积了很多支援创业公司的经验，近几年又有一所名为“东京大学协创平台开发株式会社”的新风投公司成立。它们提供给大学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所需的风险资本正在不断增加。

此外，自主创业并有上市经验的东大毕业的独立投资人，也开始为创业公司提供积极的支援和投资。这些独立投资人也被称为天使投资人，他们不仅进行小额投资，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为创业公司提供建议。创业不久的周边的管理者们，也在经营自己的事业的同时，与后来的管理者候选人们紧密联系，为他们提供创业的经验。

尤其是东京大学周围的创业公司，更多是以大学的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为中心的所谓的“硬技术型创业公司”，这一点也独具特色。于是，进入创业公司工作的技术院系的优秀毕业生都留在东京大学周边，这一院系的学生通过去那里实习和交流，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研究课题的发现能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就这样，在东京大学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大学和相关组织、民间公司和毕业生成为一体，为下一所创业公司的诞生提供支持的环境。现在甚至可以说，在日本国内如果有想要成立创业公司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将会是他们最快的捷径。

同时，在美国的精英大学，越是顶尖的人才就越倾向于进入创业公司工作。虽然称不上“位高则任重（财产、权力、社会地位所伴随的责任）”，但是我感觉，精英更应该参与社会性课题的观念，已经逐渐渗透进日本的年轻一代人心中。创业公司这一选择，如今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通过鼓励他们参与这种挑战，日本这个国家也将有新的发展。参与新的财富的创造，然后向教育和研究回流，可以将这种发展的周期进一步缩短。

不过，这些被称为精英的人，未必擅长参加新事业的创造和社会性课题。尤其是在商业世界，有时极其需要野性的战斗方式。

因此，如果有人真心想为社会带来影响，那么就需要去学习“规则之外的战斗方式”。这可以说是一种野性的思维。

本书介绍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名为创业公司的环境中诞生的野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个环境中，行差踏错一步，就有可能造成公司本身的毁灭。我相信，让志向远大的年轻精英们学习并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推动更多的社会课题更进一步地解决。

同时也需要有更多人，为即使自己不打算挑战，却愿意了解这种思维方法的人提供支持。因此，我在本书中将想要传达的各种思维方法总结下来，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创业公司的思维方法。

注释

[1]Understanding is a Poor Substitute for Convexity （Antifrag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