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作用方向如何，即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之间，是谁影响谁?影响的程度与方向又如何?对这类问题，协整检验的结果并不能作出解释，需要采用Granger 因果检验，对此类问题进行解读。下面利用Eviews 6.0 软件，对耕地非农化和城市化人口之间Granger 因果检验。根据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VAR Granger 因果检验和Pairwise Granger 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6、表4-7。

表4-6　VAR 模型下GDFNH 与CSHRK 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注:上述结果是在滞后期为5 的条件下进行的Granger 因果检验

表4-6 的结果显示，(1)就不消除生态退耕的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系列而言，当滞后5 阶时，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也接受“GDFNH1 不是CSHRK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即二者相互不为Granger 原因。(2)就消除生态退耕的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系列而言，当滞后5 阶时，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拒绝“GDFNH2 不是CSHRK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即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人口的单向Granger 原因。

表4-7　GDFNH 与CSHRK 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www.daowen.com)

表4-7 的结果显示，(1)就不消除生态退耕的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系列而言，当滞后1、2、3、4、5 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接受“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也接受“GDFNH1 不是CSHRK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2)就消除生态退耕的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系列而言，在10%的显著水平下，当滞后2、3 阶时，拒接“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当滞后1、4、5 阶时，接受“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当滞后1 阶时，接受“CSHRK 不是GDFNH1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当滞后2、3、4、5 阶时，均拒接“GDFNH2 不是CSHRK Granger 原因”，即二者互为Granger 原因。由此可见，当滞后5 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消除生态退耕的影响，耕地非农化与城市化人口相互都不为Granger 原因，但消除生态退耕的影响，耕地非农化成为城市化人口的单向Granger 原因。

从研究结果形式来看，(1)两种Granger 因果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2)在不消除与消除生态退耕影响的状况下，城市化人口都不是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 原因，但在不消除生态退耕影响的情况下，耕地非农化不是城市化人口的Granger 原因，而消除生态退耕之后，耕地非农化是人口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形成这种状况的检验格局，其可能原因是:

首先，由于生态退耕是一种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关联性不大或几乎没有关联的事件，但在1997—2008 年期间生态退耕规模较大(占该期间耕地非农化总量的87%)，这就使耕地非农化的变化状况与其以前耕地非农化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在此之前的耕地非农化主要是城市化所引起的)，而不能够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人口进程相一致，从而使得该状况下的耕地非农化过程不能很好地解释城市化人口过程，同时人口城市化过程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耕地非农化过程。所以，在消除生态退耕影响与不消除生态退耕影响的两种状况下，其本身检验前提存在较大系统差别，从而使二者的Granger 因果经验结果必然存在很大差别，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状况。

其次，如果消除生态退耕的影响，仅从耕地非农化和人口城市化的逻辑及现实过程来看，一是人口城市化必然要占用耕地，使耕地非农化数量增加，且随人口城市化增加而相应增加;二是耕地非农化是人口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比较利益(城乡收入差)驱动和土地集约利用规制下，耕地非农化将带动或驱动人口城市化，从而形成耕地非农化对人口城市化具有较强的吸拉力作用，使得随耕地非农化增加将吸引更多人口城市化。这就使得二者在逻辑和现实上，本身就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城市化对耕地占用具有正、负双面效应。其中，负面效应表现为:人口城市化进程，既加大社会耕地非农化需求，也在推动社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提升个人耕地非农化需求，进而导致耕地面积呈现出加速减少态势。正面效应表现为:人口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力地推动土地的集约利用，也降低了单位城市化人口的耕地占用率，还促成农村及其他方面释放出了大量的非耕地，从而减少了整个社会的耕地非农化需求，也较大程度地缓解了人类社会发展对耕地需求的压力。也正是这种正、负双面效应的存在，使人口城市化对偏离动态均衡关系的调整能力更强，使人口城市化对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 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也使耕地非农化成为人口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 原因。

再次，如果消除生态退耕的影响，仅从现实的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来看，一方面，耕地非农化原因很多，不仅仅只是人口城市化的占用与消耗。尽管城市化对耕地占用具有正、负双向效应，但其正效应是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实现的，不仅其减缓耕地非农化的能力指数较低，而且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人们乃至社会的能力与态度，这就使得城市化对耕地非农化的正效应指数小于负效应指数，从而使人口城市化变量系列难以对耕地非农化系列形成有效的Granger 因果原因解释，即人口城市化是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 原因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占用的正效应，对冲了其他因素造成耕地非农化，从而使得耕地非农化系列能较好地形成对人口城市化Granger 因果原因的解释，即耕地非农化是人口城市化的Granger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