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对公共物品理论的探索是在19 世纪晚期，其开创者是威克塞尔与林达尔。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是萨缪尔森(Samuelson)于1954 年提出来的，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之后，萨缪尔森于1996 年再次定义为，“公共物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就不能排除任何其他个体消费，而任一个体的消费也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经Musgrave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消费层面，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两大特性。但在实践中，公共物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非同时出现，因而，又可将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后者则只是有其中一种属性而不具有另一种属性的公共物品，如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渔场、牧场等公共资源，也正是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就无法排除不付费的消费者，这就会形成不管每个人是否付费及付费多少都能得到相同数量公共物品的格局，产生了每个人成为“搭便车者”的刺激因素。所以，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由于搭便车的存在而是非效率的，即使公共产品带给人们的利益要大于生产的成本，私人也不愿提供这种产品，尤其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就不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和激励。这就需要政府介入，为公共物品提供融资，并承担供应者角色，但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化，必然会产生供给不足与供给不均衡问题。

从公共物品的定义和特征来看，耕地并不属于真正的公共物品，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耕地准公共物品属性主要体现在耕地使用方面，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非竞争性。耕地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有财产，当代人对耕地的过度使用，将严重影响后代人的生存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更要注意维护后代人的利益，避免人类的不同代际之间在耕地配置使用方面发生“公共牧地悲剧”。不仅如此，耕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为人类生存与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整个社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耕地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发挥着维持生态平衡的生态功能;二是耕地所承载的绿色植物所进行的光合作用，通过释放氧气，起到净化空气、提高空气质量的作用，从而为人们创造良好生活环境;三是耕地发挥着一定的景观功能。所以，按照公共物品的定义，耕地及耕地保护作为一项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持续和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种准公共物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