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其动态变化及保护问题已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学界对耕地保护问题已达成共识，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城市化与耕地变化的关系时，有不同的侧重点。一些地域广阔而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耕地的减少不会妨害其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所以这些国家的学者多注重对改善土地质量和维护土地景观生态等方面的美学及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如美国、西欧一些国家等;而那些人口较多耕地面积较少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大多从耕地非农化对粮食与生态安全影响的角度，研究如何保护耕地，如日本、韩国、中国等。这些国家的学术界多从城市化对耕地的影响、城市化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1.城市化对耕地变化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对于耕地城市流转的影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耕地城市流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城市扩张并不会威胁到全国耕地的供给;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扩张蔓延要占用或消耗优质耕地，是一种明显的损坏，尤其是不受控制的城市发展对耕地的过度占用几乎是一种社会浪费，最终迫使开发质量等级偏低的后备耕地，对生态环境系统形成巨大的冲击。如Bryant.etal(1982)和Lockeretz(1989)的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转移导致了耕地的损失;里昂·考兰凯维茨(Leon Kolankiewicz)(2001)等在对美国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处于前100 位的城市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时指出，这些约占美国总人口50%的城市化地区，在1982—1997年因城市蔓延占用土地37672 平方千米。赫茨盖阿德(Hertsgard，1997)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研究显示，中国1950—1990 年因城市化和土地退化所损失的耕地达到57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德国、法国和英国耕地减少总额;芒特(Mount，2004)等在对中国农业用地利用状况及土地政策演变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农业用地非农化的重要驱动力，政策及历史事件是其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国内，对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是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耕地数量变化对于宏微观土地利用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对耕地资源动态变化问题进行了宏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对粮食与生态安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合理的科学对策;二是通过对不同耕地变化的分析，发现了中国耕地变化的规律和特征;三是通过对耕地非农化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非农化将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此外，学者们根据耕地变化数量大、速度快、去向多样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处理耕地非农化的应对之策，从而为切实有效地保护耕地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学者们关于城市化对耕地质量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耕地质量都呈下降趋势。城市一般都是依水而建，还往往建在比较平坦、富裕的地方，所以城市周边的耕地在历经数代人辛勤耕作的背景下，往往大多数成为品质与适宜性较好、等级较高的优质地。但是，城市化的扩张恰恰要占用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虽然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对耕地进行了补充，使耕地在数量上实现了“占补平衡”，但所补充耕地的质量远远不及被占用耕地的质量，这必然造成大量优质耕地流失，最终导致耕地质量大大降低，也使得耕地生产能力无法实现平衡。同时，城市化还会导致工业污染以及建筑、生活垃圾等的急剧膨胀，并快速向城市郊区蔓延，导致全国约有20%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致使耕地总体质量严重退化。

2.城市化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关于城市化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www.daowen.com)

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发展水平与耕地面积是反比关系，即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市化对耕地面积变化具有负面效应。如:郭敏(2004)对湖北省1978—2002 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面积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关键因素是城市化发展;陆海军等(2010)指出，成都市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陈燕等(2005)利用回归模型对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呈显著负相关;郑光伟等(2008)对岳阳市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王海岭等(2010)指出，广东省耕地面积对城市化水平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分别为-1.2687 和1.9276，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卫海燕，张君(2006)对陕西省1991—2002 年的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关系;宋坦花、李春林(2009)对山东省2002—2007 年的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关系;郝瑞彬等(2010)对唐山市1978—2007 年耕地面积及城市化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指出二者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关系，且多数年份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呈调和状态，耕地资源总体保持在承载力范围内，短期内尚能接受;李旭东(2011)利用协整理论和协调度指标分析，发现贵州省1982—2008年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二者间呈负相关关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即在城市化集约利用非农化土地的过程中，除了对耕地数量具有负效应之外，还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使得城市化水平的耕地边际减少量呈倒“U”形变化状态。张华(2000)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李丹等(2002)认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城市化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度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耕地减少幅度呈倒“U”形变化态势;牛星等(2004)认为无论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还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甘肃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使耕地面积减少，但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成熟时期，就会出现耕地面积减少的倒“U”形变化“库兹涅茨曲线”;谈明洪、吕昌河(2005)认为人口城镇化促使城市用地更为集约，因而人口城镇化可以缓解耕地减少;蔡银莺等(2005)研究了深圳、东莞、上海、无锡、武汉5 个城市近20 年来耕地资源流失与人均GDP的关系，认为城市化与耕地面积的关系基本吻合“库兹涅茨曲线”的一般特征;任淑花等(2008)对延安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的减少幅度呈现出倒“U”形的变化态势;史常亮(2010)分析1997—2007 年湖南省耕地资源变化及城市化发展过程，发现湖南省耕地资源数量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变动关系，且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数量协调度呈阶段性分布，总体呈现出“基本协调—不协调—较协调”的演进趋势;盛婉玉等认为，城市化与耕地资源保护并不是矛盾的，城市化对耕地保护会同时产生正、负两方面效应，其净效应取决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力量对比。曲福田等(2004)从可持续发展观点出发，揭示我国经济增长中耕地非农化的一般规律，认为经济增长与耕地数量之间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型关系;李永乐等(2008)利用1999—2003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水平的倒“U”形变化趋势。

3.城市化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协调性

理论与现实表明，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之间的协调问题并不确定，这直接影响到城市化发展进程和耕地保护效果。所以，研究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问题，对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缓解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快速下滑具有重要的意义。栾维新、王茂军等(2002)在对耕地面积变化与城市化水平相关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缓解耕地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陈志刚(2005)对江苏省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有效协调必须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和整理开发为保障;李旭东(2011)利用协调度概念和协调发展理论，发现贵州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具有协整关系，大部分年份的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呈调和型，且耕地资源保持在承载力阈值内，短期内可接受;安自勇(2008)等针对不同地区城市化进程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存在不协调的原因，并提出了寻求城市化进程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的措施;许学工等(2006)以山东半岛为例研究了海岸带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资源冲突与协调，研究发现，在城市化的驱动下，人口与经济活动在海岸带空间上快速集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资源利用的冲突问题;张健等(2008)对滁州市1974—2004 年耕地数量变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发现滁州市耕地协调度与城市化明显呈阶段性分布，总体上二者之间并不协调;任淑花(2008)对延安市1978—2004 年耕地资源面积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协调性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年份延安的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呈调和型，耕地资源保持在承载力阀值内，短期内可接受;邓华灿等(2007)分析1978 年以来福建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发现其协调度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并大致呈“U”形变化趋势;吴文婕等(2011)对甘州区1996—2008 年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性及协调性进行分析，发现1996—2002 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一定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2004—2008 年城市化水平稳步上升的同时，耕地资源变化逐渐趋于平稳，二者之间的协同度除2004 年呈不协调状态，其他年份呈基本协调或较协调趋势;王雨等(2012)对邯郸市1979—2008 年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相关性与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其协调度呈阶段性分布，总体呈现出“调和与不协调相互交错→调和→基本调和→基本协调”的趋势;李春华等(2011)对湖北省1978—2002 年城市化与耕地变动类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总体上并不协调，其中大部分年份协调度呈现调和型、基本调和型、勉强调和型3 种类型。李飞虎(2010)对河北省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986—1998 年处于“协调”阶段，耕地资源保持在承载力阈值内，耕地资源利用集约度较高，1999—2007 年的协调度在“基本协调”、“不协调”和“勉强调和”间剧烈波动。

以上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所以，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不过，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是存在一些缺憾:(1)在研究视角上，虽然认识到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正效应，但大多侧重于研究城市化对耕地及其保护的负效应，探求耕地保护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未能深入探讨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没有深入剖析目前耕地保护不力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忽视了“意识决定行为”的客观逻辑，导致无视人类认识能力有限和私欲无限的本能对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使诸多耕地保护政策措施过于理论化而与现实相隔甚远;(2)在研究内容上，大多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数量保护，但忽视了对耕地质量的保护，且研究范围多局限于部分区域，最终使其研究所提出的对策措施不仅多囿于技术层面，而且缺乏全域性和可操作性。为此，本书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正、负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并剖析目前城市化对耕地保护效应“正弱负强”格局的原因，从而挖掘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不力的深层根源，进而探寻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有效实施路径，或许能弥补些许缺憾，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政策制定以及实践运行等提供有效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