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认为，耕地数量变化(特别是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收入增加、人口增长等，但这些因素对耕地非农化影响的大小、方式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们的认识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Hallu 指出人均税收、住房所有权、农地保护、就业扩张等是影响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因素;Muth 通过建构模型，分析指出，耕地非农化的转移方向受到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作用和影响;Kuminoff 构建了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线性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是耕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力;Tweeten 利用1949—1992 年美国州级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以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经济缺乏活力，但城市扩张位于其次，而且在不同地区，各影响因素的大小程度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山区和西部的沿海等地区，城市化因素影响力更大;Skinner认为，乡镇企业的分散发展以及农民收入提高对住宅需求的增加，是东部沿海耕地快速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Ho 和Lin 认为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是耕地非农化主要的驱动力，除此之外，制度因素也会影响耕地非农化过程。Lee 认为，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区位、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开发者态度等因素，使建设用地对城郊地区土地需求不断增加，加剧了农用地(耕地)的非农化。

国内学者对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进行分析，主要展开了如下典型研究:其一，基于定性分析的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普遍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比较利益驱动、人口增加、制度体制与政策机制等诸多因素是主要驱动力(陈浮等，2001;杨桂山，2001;高淑萍，王晓等，2004;谭永忠，吴次芳等，2004;孙燕，2006;蔡运龙，2007)。其二，基于统计计量的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分析，如蒙吉军、严汾(2009)利用1996—2004 年北京昌平耕地与建设用地的转换数据，经过分析指出: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产值和河流远近是耕地与建设用地间转换的主要因素;Yang 研究了1978—1996 年中国内地各省区耕地变化情况，认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是中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中国内地耕地减少主要在东中部经济发达省域，耕地增加主要在西部生态比较脆弱的省域;李兆富、杨桂山(2005)定量分析了苏州市耕地资源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耕地面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逐渐减少，耕地面积与人均GDP 的增加呈指数递减的关系;李景刚、何春阳等(2004)通过对中国北方13 个省级区域的耕地驱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非农用地量增加及农业用地内部结构调整是该13 省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其中生活收入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成负相关，农业产量与耕地面积变化成正相关;李名勇、晏路明(2010)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协整检验定量研究了与耕地面积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5 个因子，其结果表明，5 个因子中的GDP、人口总数、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的增长是导致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而第一产业产值增长则可促进耕地数量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耕地数量减少的趋势;邓丽、张全景等(2009)定量研究了山东省耕地数量变动趋势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山东省近十年来耕地减少迅速的直接驱动因子是建设占用和农业结构调整;濮励杰等(2002)运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手段，对长三角洲锡山市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驱动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邵晓梅等(2001)分析了山东省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趋势、空间差异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动态、社会系统压力和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山东省耕地数量变化的三类因素;黄宁生(1998)通过研究广东省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过程，认为广东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宏观驱动因子是经济增长;张军岩等(2003)利用2000 年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与1995 年土地利用矢量图进行GIS 空间叠置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判定石家庄市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占地(占52.3%)，其次是农业内部调整(占38%);吴克宁等以1996—2003 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郑州市郊区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城镇用地增加、总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