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局的肇始地，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宁波人首创民信局缺乏实证，如杭州陶拱宸先生在《浙江民信局侧记》一文中提出：“杭、嘉、湖地区是长江下游，运河南段的终点处在水网地带，盛产蚕丝鱼米，交通素称便利。而宁波地居海滨，工商业不如上述地区繁荣，当时官府对私商航海活动限制甚严，与内陆联系并不十分方便，所以最初浙江民信局起源于宁波的说法，似不可信，等到五口通商以后，民信的重心才有移设于通商口岸宁波的可能。”显然，这是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形下非常主观的说法。实物与历史记述证明宁波三江口在民国初期尚有钱庄100余家，资金雄厚，经济实力强大。五口通商前后有数十万商民跨海涌向上海，并投资开辟大商埠，可见宁波的经济实力是杭嘉湖等地无法比拟的。

通裕信寓碑铭的发现印证了远在我国五口通商和海关邮政开办之前，鄞县（宁波）地区即已创建颇具规模的私营信寓（信局），并得到府县两级政府的核准和支持。它佐证了以往史学家的说法，我国信局最早肇始于清嘉、道年间的宁波，通裕信寓碑铭可谓第一手实物证据。尽管历史上对信局的肇始年代诸说不一，有明永乐说、清乾嘉说、清道咸说等等。多年来笔者寻求各地的史志等书籍与报纸杂志，并未见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资料，更无第一手实物证据能够证明民信局倡立于明永乐或清乾隆，只见说法而无具体事实，难以定论。该碑铭的发现印证了我国民营信局创始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已无疑。碑文内书“各信寓帮费系属私议，并未讯断”，证明在清代道光元年（1821）前后宁波已有多家信局，并非独此一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