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邮传的国家，从烽火台到驿站，国家邮政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自上古周承殷后，战国纷争，周秦汉唐文明灿烂，汉驿西通大秦（罗马），唐邮东渡日本，南北宋之邮驿，元之站赤地跨亚欧，邮传历代多为军事和官方传递文件服务。而历史记载最早的私人信件是周元王四年（前472），越国消灭长江下游的吴国后，范蠡写给文种的千古流传之信。战国时诸侯中的智囊人物四君子曾建有私人通信网，所获信息先于君主，可谓早期之私邮。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开始繁荣，由富商经营水路货物运输、银信传送或由商民雇用私人传递银信逐渐开展，在古代的诗词、小说、杂文中都已有记载，远可追溯到唐朝之前。如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说：“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的“双鲤鱼”，就是汉时的书信，诗人用了比喻的手法。刘禹锡《竹枝词》有“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说明商行兼带民信由来已久，苦于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可见古代平民通信之艰难。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萌芽，商贸活跃起来，海运和大商行有了发展，货运同时兼带汇银、信物以至专递，但是并未形成专业的民信传递组织和通信网络，更没有健全的私邮规章制度。古典小说中，反映明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反映商人和商业活动最为突出的是《金瓶梅》。西门庆是世袭大富商，家产几十万金，有几十个商行，缎子铺就值五万两银，自办加工作坊，有大批高档舶来品，如西洋布、奇楠香、犀牛角杯、象牙牌、西洋大珠、波斯猫、洋酒、水银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兼营长途水陆运输，有“镖行”“镖船”甚至保险业务，但是并未见有“民营信局”的出现。明代的对外开放经济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而走向了“闭关自守”。唐朝以来建立的集海关、外贸、港务于一身的“市舶司”，在宁波、泉州等地相继被裁撤，历史又走向下坡。

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民信局经始年代试析于下：

1.从宁波市邮志办找到一份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1日宁波邮政局所登记领有执照的民局资料，计有总局43家，分局132家，合计175家，显示该时期信局趋于没落，但仍有参考价值。表分类计有：执照号、信局名称、开设年月、总局址、分局数、分局地址。其中信局最早开设是在咸丰元年（1851），有正大信局（图1）、全盛信局、天顺信局等，开设时间未详的有13家。最早的年限如上溯若干年则是清代道光年间，此表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表中另可见总局设在鄞县（宁波）的12家，上海11家，闽侯（福州）10家。设分局最多的是协兴昌信局，达24家，遍及全国各地。另据《宁波邮电志》记载，奉化县于道光元年（1821）在大桥设全盛民信局。

2.目前国内存世最早的两件民信局实寄封实物，是慈城曹氏咸丰四年（1854）古封，以及已故集邮家姜治方先生所收集的清代咸丰九年（1859）由宜兴寄北京的信封。

3.1992年4月《集邮》刊出王景文《新发现的古旧信札》一文。该信札发现于山东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该县是胶东半岛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之地。信札年代在清咸丰之后，为商民通信之实物，信封上虽未见盖“××信局”戳记，但书有“酒资不计”“脚力已付”“送信钱×百文”“信力三百文”“外有小包一个”“酒力在此付清”等字样，非民间袖递的手递封，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民信局特征。因此，说明胶东半岛上的民信局机构产生比甬沪一带要晚一些，但同时也说明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咸丰年间山东沿海一带商贸繁荣，已经产生民局性质的通信机构，这批古封是一个重要佐证。

根据上述史料和实物佐证，民信局经始年代应在清道光前后。而挂牌的民营邮局（有“××信局”称谓）及其印鉴最早则见于东南沿海，如商业活跃、交通便利的浙江宁波和姑苏等地，其后以上海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显然将古代私人、差役、号商、轮船传递的银信一概称为“民信局”是有违客观事实的。民局的经始是在清嘉道年间，它承袭上千年来商民经营的通信组织和业务的同时，吸纳了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的邮政运营技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信局的规章制度。尽管各地并不统一，制度混乱，但较之古代的私邮、信客、足夫传送银信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图1(www.daowen.com)

民信局经始于明永乐说，据称最初见于民国十年（1921）洋人邮务长H.Kirkhope所执笔的《邮政事务总论》开篇《置邮溯源》英文版，内书：“民局，为民间使用的邮政——以区别于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产生似乎不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1403—1424）。”也有译成“唯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然不相同，民间驿道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内还提到“因幕宾大都籍隶浙江绍兴之口岸，民局即滥觞于此。以后全国私立信局咸以此处为中枢”。此处“似乎”“似”并无肯定的语气。从此以后就传抄开来。时至今日各地史志和论文仍以此为依据，民间驿道（民信局）明永乐说由此成立，可叹并无实证，更无铁证。对历史问题的考证探讨不能因为说的人多了就成真理，真理的来源只能是实践和证据。

需要强调的是，对民营信局经始年代进行研讨时，必须将其与古代民信加以区别，两者性质不同。民营信局（邮局）建立于清嘉、道前后，不等于否定我国古代民信的存在。我国古代民间私人通信非常艰难，有钱人或当官的可以利用专差、兵弁、驿站传递书信。一般平民百姓只能依靠私人袖递或商行、商船顺便捎带家信。有了民营邮局，就迥然不同了，商、民、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去信局寄信、汇银和捎带包裹，民信局为方便广大民众还上门服务，广泛收受官、商、民信件、包裹和汇银。其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信局挂牌有固定的邮路、寓所、字号、戳记，按距离收取费用，凡有遗失，照价赔偿，在民间享有盛誉。民信局在各地交通邮路，水陆皆备，总局之外设有各地分局代办，规模大的信局分局多达数十处，资金雄厚。此类挂牌的民信局迄今未见有早于嘉、道的。

有关民信局经始之历史评论，有广州《集邮家》报第187期周林先生文内提到的：“确实可靠的则是在广东省邮局里找到的旧档案，记录着汕头德利信局于1856年设立（而另一文件资料则是1858年设立）。”1856年即清咸丰六年，比宁波邮电局所保存的信局登记档案的开设于咸丰元年（1851）的正大、全盛、天顺信局晚若干年。在《集邮博览》1994年第2期及第9期，1995年第2期上刊出的陈世祝、刘国良先生的文章，内考证了西南地区“麻乡约运输行”的历史，据考，“麻乡约”陈姓，四川綦江人氏，生于清嘉庆年间，卒于1902年，面有麻子，抬轿为业，相传祖辈当过“乡约”（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故取绰号为“麻乡约”，久之忘其名。“麻乡约运输行”咸丰二年（1852）建于云南昆明，同治五年（1866）迁总行到重庆。何时开始兼营或建立“麻乡约信局”及其字号、印章、封单实物等，尚未见详情介绍。历史事实证明西南地区最早的民间通信机构始建于清末，而不是过往所说的始于明永乐年间。

近百年来对民信局创始年代有不少学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非人云亦云，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的看法，论述精辟。诸如邮王周今觉于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发表于《邮乘》第2卷第4期的专著《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中涉及“帕氏此书开始即有误点数处……（二）谓民局信资一律每磅一角，殊不知民局信资以远近计值且不论磅重也。（三）谓民局有数百年之历史，而不知其在道咸以后始办立通行也”。另中国台湾史学家晏星（原名潘安生，著名邮史学家）先生在其所编著的《“中华邮政”发展史》一书第241页中论及“这位洋员对我国民信局起源，自始并无肯定的考证依据。只能说‘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一开头就用了很不确定的语气。不过他接下去的‘推论’却是若有介事牵扯到‘绍兴师爷’以及宁波的地缘关系等等，由于原始的‘假设’并无必然性，所以他的一切推论也就没有基础”。说得都非常明智。

对我国古代民信史和民信局史的研究必须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联系。邮政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现实而自立体系。民信局（包括“侨信局”）都是私营经济，自然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相衔接，是在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沉睡走向觉醒，从停滞不前走向新的转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上千年来在艰难的私人通信基础上，加上资本主义新兴的邮政业务输入影响下建立起的中国式的民营邮局，这就是中国古代私信同近代民信局之区别。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存世实物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永乐说近乎玄虚，推论无基础，并不科学。民信局自清嘉、道之后创始至1934年被取缔，有它的辉煌时期，特别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民信局为商号、洋行、钱庄、媒体、官员以及广大民众服务，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们在历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