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出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11]清代“永岸”受川盐行销的影响，在其空间形塑过程中刻写了一系列盐运符号，而盐运空间的实践又成为地方社会记忆的源泉。

（1）“永岸”界域空间的排他性。

“永岸”是清政府施行专商引岸制的产物。引岸制是指盐商凭借引票（即取得贩运销售盐专利的凭证）掌握食盐专卖权，并各自拥有固定的销售区域，称为“引岸”。清政府对引岸制度的执行极为重视，宣称：“从来整顿鹾务，首重引岸，引以岸定，销市不容混淆。”^[12]清政府划界销盐其目的是为防止盐商兼并，在保证国家盐业税收稳定的同时，通过该制度调解盐产地及无盐淡食之地之间的矛盾。清光绪六年（1880），丁宝桢督川，整顿四川盐政，于各口岸设立“销盐分局”，以核定盐斤售价，官、商之盐依照规定盐价售卖，不得任意高下。“永岸”的官盐分局设于叙永东城之东街，以便管理。“永岸”的划定不仅保障了食盐运销的顺利进行，而且也使界域空间成为定制，并形成了官盐与私盐之分。虽然私盐在表现形式上有多重样态，但是越岸侵销便是其中的一种，据《四川盐法志》记载：“雍正二年，议准贩私盐枭，由他处入境，巡役缉拿。”^[13]此外，为了确保食盐界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将一些条规纳入《刑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层面：“一应行盐地方，各有疆界，以杜越贩，凡客商将有引官盐不照原定地面发卖，违例于别境犯界之处货卖者，杖一百。”^[14]这种划界分售与越界为私的盐政体系，使得清代“永岸”具有排他性。

（2）“永岸”通道空间的连接性。

清代“永岸”作为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之一，不仅形成了固定的区域，而且开辟了水陆通道。“清雍正年间，规定计口授食之法，每县销引若干，配运何厂之盐，即有一定范围，于是引分水陆。陆引完全由旱道运销，水引则遇水行水，行到尽处，又可分陆分运。”“运道不通者疏浚之，如富、荣之井河，黔边岸之永宁、綦江、涪州等，小河皆设法使畅。”^[15]“永岸”的水陆分运以叙永为中心，之所以至叙永境内转运陆路，是因为永宁河河道狭窄且水浅滩高，往来船只常会触滩遇险，早在明代时任景川侯曹震多次率川黔数万军民疏通漕运航道，“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江门险滩，伐石穿漕，功尤钜且艰”^[16]。水运分大船和小船两种不同载运。通常，每只大船可载盐二至三引，约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包，小船可载几十到一百包不等。每船有船工10～15 人，船到江门滩时，采用人力拉纤的方式将船拉至深水处。除了大小船只上随行的船工外，水路沿岸还设有永宁驿和永安驿两水站，每驿各设船三只，水手各六名，扛夫各十八名以备不时之需。^[17]清代中叶，为改善川盐入黔水路的运输条件，由官方组织盐商对叙永境内的永宁河进行多次设闸、筑堰。为了便于盐船停靠，在叙永境内的永宁河沿路航道上设有两河、天池、江门码头及普市驿、永宁驿和永安驿，这些码头水站的出现为叙永地区物资通过水路的输送提供可能。由“永岸”经永宁河卸载后转陆运入贵州则依靠人背马驮，其行经路线以叙永东大街、坪上街为起点，经震东、普市、摩尼，翻越雪山关后进入贵州毕节。清康熙年间，在叙永设有永宁驿，养马之所，当时共有马四匹，马夫两名，扛夫六名。^[18]当时，每天约有近千名农民工、约一二百马匹从事盐运。据不完全统计，每人可负重盐约80～100 斤，个别有负百多斤者；每匹马驮盐百斤。人与马结合形成的“帮”也是陆路销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帮由领帮一人负责，每帮约十到三十人。

清代“永岸”虽因盐而兴，却也承载着铸造货币所需材料铅与铜的转运，而贵州和云南作为铅、铜的重要出产基地，在地理分布上与四川相接，又“查运京铜、铅与川盐往来相资，然后两得其便”^[19]。黔铅多产自威宁府与大定府，为了便于运送此外，威宁至永宁共五百余里，“自威宁至永宁设十一站，设卡书一名、巡役二名，负责督催巡查”^[20]。其中，由威宁“顿子坎到普市六站，间有坦坡，一日可行五六十里为一站”^[21]。光绪年间，住叙永的分巡道赵藩在《永宁杂咏》中有言：“负盐人去负铅回，筋力唯供一饱材。汗雨频挥搘拄立，道旁看尔为心衷。”该诗在描绘背盐人往来辛苦的同时，也反映出清代叙永川盐、黔铅同道互易的转运方式。而滇铜经叙永入京走“寻甸路”，根据乾隆三年（1738）《云南运铜条例》所规定的路线，寻甸在云南省东北，由此运铜到贵州威宁，再由威宁雇佣脚夫转运到四川永宁，到永宁后，转水陆顺流至泸州。另一路是从云南省北方的东川，由此经过鲁甸、昭通、镇雄，到达永宁，由永宁进入永宁河，转入长江，经过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汉口，一直到达江苏转入运河至京。而根据《续修叙永厅县合志》中记载，清代在叙永界域已有督办和管理川盐、滇铜、黔铅的机构，其中“官盐局，在东大街。光绪三年（1877）开办官运，五年六月建永岸分局，内有盐仓二十四间。铅局，在西城盐店街。康熙初年创立，转运贵州京铅，设局驻永。铜局，在西城盐店街，光绪九年（1883）奉文京运，该归故道前，云南布政使唐札饬开办永转运铜店。”^[22]这种同道互易的方式，不仅催生“永岸”及其通道的形成，而且川盐、滇铜、黔铅的运送往来，使川、滇、黔三省的联系更加紧密。(www.daowen.com)

（3）“永岸”会馆空间的凝合性。

“永岸”街道空间主要是以盐商聚集为表现形式。“叙永接壤滇黔，民生要义务农而外厥，惟商业本邑，土著饶于资财者，恒漠视商务，市厘讬足多外省外县人所习……迨民国十九年，战兵多饷，绌苛暴之，征有加无已，外省外县人之商于此者，或捆载而去，或相率辍业。邑人感于生活之艰，乃锐意商业。”^[23]由此可以看出，叙永地区从事商业的群体多以外省外县人为主。清代川盐经叙永进入贵州，形成了从犍、富盐厂运川盐到叙永的运商和从叙永销送至贵州的销商，其中西帮多为陕西、山西、江西籍商人，黔帮多为贵州籍商人。除此之外，江西、黄州、两湖、福建和广东人也成为叙永地区较为活跃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群体均有各自独立的集会场所，清代西帮、黔帮分别在叙永东城购置房产成立“秦晋公所”和“黔帮公所”，黔帮公所是在原清乾隆十三年建忠烈宫的基础上筹建的，后更名为贵州会馆。清代除上述因盐运发展而成的会馆之外，叙永地区其他“外省外县”商人也比照黔帮公所，集资在叙永东西城创建会馆，包括清雍正五年在县城西大街万寿宫由江西籍人胡以成等人创建的江西会馆；清雍正十年，在县城东大街帝王宫由黄州籍人筹建的黄州会馆；清雍正十二年，在县城永和桥东侧禹王宫由湖广籍人筹建的湖广会馆；清乾隆二十六年，在西城小街子天上宫由福建籍烟商林耀庸等人筹建的福建会馆；清乾隆四十八年，在西城陕西街南华宫由广东籍陈仕俸等人创建的广东会馆；清道光九年，在东关外由永宁道周霭连同知、沈学时郡绅金汉倡捐，买娄姓房建的江浙直隶公所。这些会馆在满足商业需求的同时，也成为叙永地区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4）“永岸”商贸空间的流动性。

“永岸”的水路、陆路的开辟，为川盐的进口与叙永境内物产进出的双向集散提供了便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商品交易中心——集市。集市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至于中间市场，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它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5]。清代川盐入黔的主要经营形式为“官督商办商销”，且川盐运销数额、承运地点与区域均受到官方的指派，就其经济效应而言，形成了众多外贸市场，也催生了地方市场的繁荣，从两者的功能来看，“对外贸易是一种贩运；关键在于该地缺少某些种类的货物……地方贸易则局限于当地的一些货物”^[24]，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地方贸易，均形成一种互补型商品交换类型。而叙永作为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一方面由水路接受输入川盐并转陆路将其分散到贵州毕节、瓢儿井等地，另一方面也为叙永地方物产向其他市场的流散搭建了平台。叙永除了川盐作为进口货物之外，还通过永岸通道将重庆的洋纱、火柴，嘉定的绸缎，夹江的纸张，泸县的砂糖，郫县的烟草，遂宁的土布，江西的瓷器等作为杂货随同川盐一同流入叙永境内。^[25]与此同时，叙永县两河镇的麻苎，天池镇的土碗瓷器，马岩镇的食谷，水尾场的大竹笋等本地产品也与进口商品形成流通，出口至泸县、纳溪、重庆、荣昌等地。叙永地区以川盐入黔的通道口岸为依托，通过盐及其他物品的流动将不同区域的群体连起来，然而“交换和交易是这样一种经济行为的原则，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的存在”[8]。据《直隶叙永厅志》记载，清代“每年行计口授盐陆引六百五十张……系江安县南井厂盐斤运赴永城堆住，发往三岔河、江门、天池、大坝、两河口等处发卖”。这些盐运的站点成为叙永地区集镇市场繁荣发展的主要契机，除上述市场外，清代依托各种商品贸易的行销，新兴的集镇市场还包括麦地坝（今又称麦地场）、天堂坝（今又称双莲场）、水尾镇、凤凰场、敦梓场、鄢家关（今又称太关场）、象鼻子（今又称向林场）、分水场、海坝场、后山场、观兴场、石坝场、摩尼场、赤水镇、营山场等，其中水尾镇因联通贵州赤水和古蔺县成为叙永北部边境贸易场镇，凤凰镇紧邻合江和贵州赤水县境是叙永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摩尼场为入黔东大道必经之地，赤水镇因与贵州省界隔赤水河为界成为川南门户。从上述集镇市场的分布来看，通常是“在贩运者不得不略作逗留的地方，譬如浅滩、海港、河源，或者两条陆地运输路线的交会处，市场都会非常自然地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