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河东盐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太宗庚寅年（1229）便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始办盐课，癸巳年（1233），太宗命姚行简等修理破损的盐池，并拨新降户一千办纳课程。^[43]姚行简被任命为盐运使，专管盐赋，河东盐重新被国家掌控。同时河东盐成为蒙古军队统一全国的军费来源之一，据记载“宪宗壬子年，又增发一千八十五户，岁捞盐引一万五千引，办课银三千锭”^[44]。宪宗令忽必烈“奉命帅师征云南”，癸丑年，令其“受京兆分地，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45]。

元统一全国后，河东盐逐渐放弃唐宋时期的“垦畦浇晒”，开始采用“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摝盐花”^[46]的制盐法。至元十年（1273）“命捞盐户九百八十余，每丁捞盐一石，给工价钞五钱”。这一时期河东盐逐渐采用采捞技术。

采捞技术对河东盐产量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宪宗壬子年（1252）“岁捞盐引一万五千引，办课银三千锭”^[47]；中统时期（1260—1263）“听太原民食小盐，岁输银七千五百两”^[48]；“至元十年（1273）‘岁办盐六万四千引，计中统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锭’；大德十一年（1307）‘增岁额为八万二千引’；至大元年（1308）‘又增煎余盐为二万引，通为十一万二千引’；延祐三年（1316）‘以盐池为雨所坏，止办课钞八万二千余锭’；延祐六年（1319）‘捞盐一十八万四千五百引’；天历二年（1329）‘办课钞三十九万五千三百九十五锭’”^[49]。该时期河东盐税逐年增加，对国家财政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元政府开始对河东地区进行相应的行政建设。

元政府于该地区先是设置运司，后来筑城。世祖中统二年（1261），“初立陕西转运司，仍置河东盐司于路（潞）村”^[50]，元太宗时期，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于上，上可之。乃芟莽夷榛，立运司于池之北浒，曰潞村”^[51]。提议把运司设到潞村（圣惠镇），因“主盐之官与州有隙，遂置司于潞村”^[52]。从唐开始，解州一直作为河东盐的治所所在，但这一时期由于盐务运作的需要，必须将运司治所迁移到潞村。

事实上，该时期河东盐运治所并不固定，经常反复迁移。“解州恃盐嵯之利，世为名郡。故日丰宝军，亦日兴宝军。曩主盐之官与州有隙，遂置司于路村，以致闾井萧条，居民鲜少，于今五纪矣。日居月诸，盐法亦弛，良田所置司，村居野处，公私通弊，课矢岁额，词讼日滋。朝省遣使考会，积年不已。行中书省病之，思选廉干吏委以大计，乃辟前经略司经历吴从仕，以监榷焉。莅任之初，究弊源，立新政，首以复迁解州为便。”^[53]比较而言，解州因长期作为河东盐治所所在地，其城防、盐务管理等机构相对潞村来说比较完善。因此有关人员强烈建议将运司回迁解州。但是由于该时期解州盐池逐渐衰落，盐运治所迁回解州这一愿望不可能再实现。(www.daowen.com)

元朝末年，盐运使“那海德俊再迁圣惠镇，筑凤凰城以资保障，而运治始立，名日运城”^[54]。运城“城周九里一十三步，广炭各四之一，高二十四尺。旧制为门者五，与今稍异”^[55]。“运城”正式因河东盐而出现在史册，因河东盐盐务的发展，致使运城逐渐走向繁荣局面。而运城之所以能在元代筑城，主要是因河东盐利巨大的吸引力，运城便在行政性命令下产生与发展。

明、清两代，在元代筑城基础上，运城的盐务部门更加完善，设置的盐务机构有：巡盐察院、盐运使署、运同（判）署、经历司署、知事署、库大使署、三场大使署、解州州判署、都司署、把总署、运学教授署等。^[56]同时运城城内的商业、教育、仓储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从而出现“运治之在河东，初不过弹丸一乡耳，自城设而裕赋通商，遂为河东名区”^[57]的繁荣景象。自运城筑城后，它就依靠河东盐而逐渐成为河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尤其以河东盐为主要商品，成为陕、晋、豫的商业交流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东盐依然在国家盐化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市场冲击下，运城作为“盐务专城”的光辉正在逐渐褪去。运城的繁荣与衰落与政府对河东盐务管理息息相关，二者呈现休戚与共的关系，运城——因盐而兴，同时因盐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