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河东盐的生产技术出现重大革新，“垦畦浇晒”法使用日渐成熟，使河东盐产量进一步提升，“其为盐如耕种，疏为畦陇，围堑其外，以水灌其中，必俟南风起，此盐燧熟。风一夜起，水一夜结成盐，如南风不起，则深利遂失”^[17]。吴丽娱认为“大历末，两池盐产量约为47 万石，元和中即使保守估算也在50～80 万石之间，至大和、大中，也不低于33～55 万石”^[18]。李青淼对“贞观十三年（639）、元和年间（806—820）、大和三年（829）、大中六年（852）”的虚实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两池盐“从大历到大中年间产量应在41～54 万石之间，大致保持先升后降的趋势，元和末至大和年间达到高峰”^[19]。而该时期河东盐产量能够大幅度提升，与“垦畦浇晒”法的成熟使用息息相关。

河东盐产量的剧增，导致河东盐利出现大幅度增长，据《新唐书》记载，德宗贞元四年（788）“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20]另据《册府元龟》记载，宪宗永贞元年（805）九月“江淮盐每斗减钱一百二十，榷二百五十，其河中两池盐，请斗减钱二十六，榷三百”^[21]；文宗大和三年（829）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22]；宣宗大中二年（848）正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先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今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23]，六月“度支收纳安邑、解县池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24]。由此可见唐代河东盐盐利大概在100 万贯左右。

河东盐的质量与盐利如此之高，使唐中央政府必须重新思考河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武德元年（618），改为解县，属虞州。蒲州别置虞乡县。贞观十七年（643），省解县并入虞乡。二十二年（647），复析置解县，属蒲州”^[25]。自此，唐中央政府通过改变河东盐池行政隶属关系、调整河东地域行政官员，来加强对河东盐的控制。

唐代初期对河东盐的管理主要实行官府直接管理，据《唐律疏议》记载“假有人蒲州盗盐，侮州事发，盐已费用，依令悬平，即取蒲州中估之盐，准蒲州上绢之价，于髑州断决之”^[26]。开元六年（718），以蒲州为河中府，师度为河中尹，“令其缮缉府寺。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27]。由此可知，该时期河东盐管理实行“官民共利”的模式。

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仓部格》曰：“蒲州盐池，令川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仍差官人检校。若陂渠穿穴，所须功力，先以营种之家人丁充。若陂坏过多量力不济者，听役随近人夫。”^[28]这一时期的盐池管理由原先“官民互利”的模式彻底变为畦户承租盐池、官府抽取税收，放任民间的管理模式。

肃宗乾元元年（759），唐政府再次改变河东盐的管理模式，由原先的征税改为官卖，实行榷盐。据记载：“乾元元年（758），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29]盐池所有收入归国家所有，畦户成为专门负责为国家生产食盐的雇工，而且不能随便脱籍。

“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权威衰退，地方藩镇逐渐强大，河东盐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争夺的重点，“自黄巢离乱，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30]。双方因河东盐利矛盾重重。

对于唐政府对河东盐的管理政策的演变，学界一般认为，唐开元九年（721）没有正式的盐税征收机构。到开元十年（722）唐政府才开始明令各地区的盐业生产必须按时纳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勾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稍有侵魁。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账欺没，仍委按察纠觉奏闻。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31]。就是说这一时期蒲州盐池才开始由中央亲自派官员管理。由此可知，开元十年（722）唐中央政府才针对河东盐实行专卖，河东盐池成为唐中央政府重要的盐产地及财政来源，为此唐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www.daowen.com)

“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王朝的财政陷入困境。第五琦开始整顿盐法，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榷盐法，在全国设立盐铁使。先后有裴谞、于颀担任河东道盐铁使，但他们只是负责盐的运输与收税，并不参与盐的经营。到刘晏改革后，针对河东盐的管理，逐步设立“院、监、场”的管理模式。贞元二年（786），河东盐场开始由盐铁使过渡到巡院制度。^[32]巡院一般分为留后和一般的巡院，而留后一般设置在盐业重要的地段。元和三年（808）“复以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榷盐使”^[33]。与此同时，“榷盐使”制度逐渐发展，“安邑解县两池，置榷盐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六员，安邑院官一员，解县院官一员，胥吏若干人，防池官健及池户若干人”^[34]。“榷盐使”属于中央派遣官员，主要负责盐利的足额收购，保证国家盐税的足额缴纳。

根据解县政治地位的升降程度及对河东盐池管理政策的变化、官员设置机构的变迁考察，看出这一时期唐政府对于河东盐的管理经历了“宽松—官民共利—国家垄断”的几个阶段；对河东盐利的管理也经历了“盐铁使—巡院—榷盐使”几个阶段。由此，国家对河东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河东盐业的管理愈来愈严格，而这对河东地区的发展间接起到促进作用。

宋代时期，河东盐池继续发展，至道三年（997）盐池“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35]，同时修筑拦马短墙防止少数民族入侵。关于宋代河东盐产量，郭正忠在《宋代盐业经济史》中引用陈公博的数据：“景佑三年（1036）、庆历八年（1048）、元丰元年（1078）、崇宁元年（1102）、大观二年（1108）、大观三年（1109）、政和元年（1111）这七年的河东盐产量非常丰厚，（除四个有误，其余都有很高参考价值）。”^[36]与此同时，北宋政府在河东盐生产时采用给予畦户“岁给户钱四万，人给米，日二升”^[37]的制盐模式，采取“民制官销”的管理模式。

随着河东盐生产成本不断压缩，河东盐利润不断提升。据《宋史》记载：宋初官府售卖河东盐“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38]，到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池储盐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值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缗”^[39]。丰厚的盐利与巨大的食盐储备量，使河东盐在该时期成为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北宋对河东盐除官产官卖外，还积极引入商人来进行食盐贩卖，即实行“入中”政策，进而减少政府因军需运输造成的财政压力。当时北宋西北三路驻扎大量军队，粮草供应是北宋政府防边的最大问题，而河东盐巨大的利润正好可以弥补粮草供应带来的财政压力。因此，北宋政府就将河东盐的售卖政策由原来的官卖官销转变为交引制度，吸引商人来入中。尤其北宋对西夏的防御与进攻中，河东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以范祥对河东盐的钞法改革最具代表性，改革否定原先的榷盐制度，积极引入商人，利用现钱购买河东盐的交引，把现钱输入前线来购买军粮。在与西夏青盐接壤的地方，鼓励商人把河东盐运到这里，防止西夏盐对于河东盐的冲击。范祥推行改革几年后，据史料记载“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缗钱四百万，其劳可禄也”^[40]。

据宋人记载“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41]。盐利在宋代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河东盐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以至于吕祖谦说“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42]。因此，河东盐利对北宋政府的国防建设、官员俸禄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河东盐在宋朝（尤其北宋时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生产、销售都成为朝廷与民间的利益博弈焦点，甚至成为北宋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博弈点，它为北宋国防安全以及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