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作为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经济性行业，其从业人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个群体的艺术审美选择和投入也必然较为直接地对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都立足于淮扬盐业，兼及其他盐区，论述了盐商、盐官、盐工等行业群体对该地区戏曲艺术的能动作用及其播迁和影响。
朱宗宙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注力颇丰。《清代前期扬州盐商与地方文化事业》[36]便注意到了扬州盐商群体对扬州包括戏曲在内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影响，文中涉及盐商对当时扬州戏曲创作、演出风尚、班社团体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乾隆南巡与扬州》[37]则特别关注了乾隆南巡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扬州盐商为接驾所做的多方面努力及其对扬州地方的影响，其中包括对苏扬戏曲中心形成的推波助澜式的作用。《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38]更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盐商与戏曲的相互关系，文章通过论述清代扬州盐商对扬州戏曲的提倡与支持，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戏曲事业，进而探索扬州盐商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嘉惠士林”的清代扬州盐商——盐商营造的扬州人文环境》[39]重点阐述了盐商群体对扬州人文环境的影响，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戏曲艺术的滋养。《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40]认为盐商在扬州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并且指出在戏曲艺术领域，盐商是花雅交融的开拓者。《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41]分析了明清时期与山西票商、广东行商并称三大商业资本集团的扬州盐商群体，以扬州盐商最为繁华的“康乾盛世”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来探索扬州盐商对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其中便留意到了扬州盐商对扬州戏曲文化甚至中国戏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明光《扬州盐商家班研究》[42]认为扬州以盐商家班为代表的戏剧繁荣，反映了雅部昆剧落幕前的回光返照和花部乱弹初兴时的勃勃生机。王振忠《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43]认为盐商财力雄厚，使“千家养女先教曲”成为扬州城市的普遍风尚。郑志良《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44]从戏曲角度来论述盐商爱听戏甚至养戏班子的精神文化活动对地方戏曲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丘慧莹《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活动研究》[45]、秦翠红《试论明清商人对职业戏班发展的积极影响》[46]也较早地关注了扬州盐商与戏曲发展的关系。石艳艳《论清代文艺传播活动中的扬州盐商》[47]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环境、传播观念、传播行为三个方面论述盐商对戏曲发展的作用。杨飞《乾隆南巡与扬州的戏曲供奉》[48]也同样关注了乾隆南巡事件背景下扬州戏曲崛起的现象，而盐商戏曲供奉关系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板俊荣《海州五大宫调概述及称谓》[49]立足盐商文化背景中探讨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特色及传承发展。田力、赵岚《盐文化视域下的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传播》[50]指出盐商因特殊身份、雄厚资金等多方面原因是扬州戏曲艺术创作和传播的主导力量。刘水云、郑培凯《清康乾年间昆曲复兴的盐商背景》[51]从商署、官署昆曲戏班和家乐的角度对康乾间昆曲发展的盐商作用进行了论述。梁银辉《雅士与盐商的超时空对话——明代士大夫与清代盐商的昆曲家班比较研究》[52]则将士大夫与盐商戏曲家班的组织、构成、创作、演出等进行比较研究。连赟《两淮盐商对江苏牌子曲类说唱音乐的影响》[53]探讨了盐商对江苏牌子曲类说唱音乐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根源。明光《戏剧家班、题咏与创作——清代扬州盐商戏剧活动研究》[54]着眼盐商戏曲活动的本体探讨了盐商群体对戏曲发展的本质性作用。芦玲《盐商的文化消费与京剧的形成——以18—19 世纪的扬州为中心》[55]考述了特定历史阶段盐商的商业活动和文化消费使得各种地方剧种融合变化，促成了京剧作为新剧种的产生。板俊荣《论明清盐商“高文化”中的散曲曲唱艺术》[56]扎根田野，从盐商文化遗存的角度提出“散曲并未绝唱”。
除淮扬盐商之外，学者们对其他盐区商人与戏曲艺术的关系也有了拓展性研究。刘文峰先生在《明清时期晋商对戏曲的贡献》[57]阐发了包括盐商在内的晋商对戏曲艺术的贡献。柴国珍博士论文《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58]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寻山西戏曲剧种的发展之路，其中第五章论述了包括盐商在内的晋商对戏曲的促进作用。王福雅《晚明商贾与戏曲的传播》[59]考述了晚明商贾的社会身份和风尚对戏曲传播的积极作用。张春娟博士论文《晋商、移民与戏曲》[60]论证了包括盐商在内的晋商与戏曲剧种、传播、剧目、舞台、班社等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山西戏曲生存状态进行考察和思考。罗娟硕士论文《明清时期山西戏曲与晋商》[61]则从戏曲文化遗产的角度对包括盐商在内的晋商与戏曲的关系进行论证。
在盐商个体与戏曲艺术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江春等盐商首领身上。朱宗宙《略论清代两淮盐商江春》[62]一文便认为江春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是戏曲发展的功臣，他对于戏曲创作、班社、演出、艺人培养等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明光的《班主江春传论》[63]明确认识到单纯以附庸风雅论盐商的艺术活动有失公允，通过对江春的艺术活动的梳理，阐明了盐商艺术活动的氛围和开放心态促成了扬州戏曲繁盛。杨飞的《清代江春康山草堂戏曲活动考》[64]认为江春康山草堂的戏曲活动是扬州戏曲繁盛的表征，通过对康山草堂戏曲活动的梳理，从演出、班社、声腔、艺人等诸多因素对扬州戏曲繁盛情况做了精深的细胞式研究。夏冉硕士论文《刘清韵戏曲研究》[65]将着眼点落脚于盐商家庭出身的女性戏曲家刘清韵，对其戏曲创作进行了富有女性特质的社会关怀和书写解读。王丽娟硕士论文《“扬州二马”文学活动研究》[66]论述了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交游和包括戏曲在内的文学活动。夏玉瑶的硕士论文《扬州盐商七大内班研究》[67]集中研究了扬州盐商七大内班的生成土壤、政治机遇、演出特点，并以此阐明了七大内班在昆曲演出史上的重要意义。《金兆燕与两淮盐官、盐商关系述论》[68]则探讨了戏曲家金兆燕与盐业相关的创作背景。明光《康熙朝扬州盐商文人程庭》[69]重点考证康熙朝的盐商代表文人程庭，其中谈及他与孔尚任的交游与相互影响。陈凤秀的《江春交游考》[70]及其硕士论文《清代寓扬徽州盐商社会网络研究》[71]梳理了盐商江春的交游网络，而且通过对其交游活动的考证，阐述了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扬州文化的促进作用。张朗的《从徽班进京看徽商江春的文化策划智慧》[72]运用现代文化策划理论对江春在徽班进京这一戏曲史重大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独特解读。明光《李斗戏曲创作与理论》[73]孙书磊《〈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早年行实系年考》[74]梳理考证了清中叶戏曲家李斗早期与盐商及其幕僚交游的谱录，从另一角度体现了盐商对戏曲的助推促进作用。王振忠的《再论清代徽州盐商与淮安河下之盛衰——以〈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为中心》[75]以徽州盐商程钟所著《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为切入点，分析了徽商对故籍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及徽商还通过义贞型故事为原型进行戏曲创作和演出，以完成商人自我群体归乡形象的重新塑造。此文虽着力精微，但颇显著者研究所长，突显了地方文献及文物遗存对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相晓燕《骚情史笔 杂剧杰构——〈四弦秋〉解读》[76]是对江春幕僚蒋士铨及其创作的《四弦秋》进行了创作、内容、搬演等多方位的精微解读。《赵翼与扬州》[77]则是对江春另一友人赵翼寓扬期间包括戏曲在内的艺术活动梳理。朱平的硕士论文《文人、戏曲、园林：清代寓扬微商江春的生活世界》[78]比较全面地对江春的生活世界进行了解读，其第三章梨园逸乐专门论述了江春花雅兼备的戏曲活动。(www.daowen.com)
对盐商家族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也有所突破。王鑫的硕士论文《盐商郑氏家族文学文化活动研究》[79]对盐商郑元勋家族的文学活动尤其是戏曲文学活动进行了考证，体现了盐商家族在戏曲创作、演出及戏曲理论等多方面的贡献。
对盐官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也逐渐进入学者视野。黄强《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80]考证了乾隆年间授意盐官对戏曲创作进行官方干预的主观行为。李占鹏《陈烺及其〈玉狮堂传奇〉述论》[81]、潘融硕士论文《戏曲家陈烺研究》[82]、王安明《陈烺〈玉狮堂十种曲〉研究》[83]、郝金艳硕士论文《陈烺〈玉狮堂十种曲〉研究》[84]、李秋新《论陈烺的历史剧创作》[85]、郑政《试论陈烺传奇的剧情构思》[86]等重点研究了盐务官员陈烺的戏剧创作。鲍开恺的硕士论文《扬州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研究》[87]、俞映红硕士论文《卢见曾在扬时期的文学活动》[88]、王连琦硕士论文《卢见曾在扬州的文学活动研究》[89]、程璇硕士论文《卢见曾幕府及其戏曲活动研究》[90]不约而同又各有侧重地围绕卢见曾幕府的戏曲活动、文人构成及其代表作品分析了卢氏幕府在戏曲史上的地位。王万祥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官文学活动研究》[91]以曹寅、卢见曾、曾燠为例论述了两淮盐官以戏曲为主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杨飞《曾燠扬州幕府戏曲活动叙论》[92]对曾熷幕府的文人构成及其戏曲创作、演出等方面进行论证，进而阐明了曾熷幕府对扬州戏曲中心形成的作用。李传江《卢见曾幕府交游及戏曲创作考》[93]、《卢见曾幕府戏曲创作及观评考论》[94]即围绕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文人交游及其戏曲活动阐述了清中期剧坛繁盛之况。《曾燠幕府戏曲观评考论》[95]则将着眼点置于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张宇博士论文《杨恩寿研究》[96]聚焦曾任盐运使的杨恩寿，重点考察其戏曲理论及实践贡献。彭秋溪《清乾隆朝扬州“词曲局”修曲人员考》[97]从谱牒、档案等特色文献入手考证了盐官受命管辖下的词曲局修曲人员进行了翔实考证。
由盐官、盐商生发也形成了对其幕客与戏曲的专题研究。张惠思博士论文《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98]从扬州设局这一清代戏曲史上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的幕友修曲事件入手，全面详慎地考证了盐官、盐商及其幕客的戏曲艺术活动及其影响。曹冰青《清代文学家金兆燕研究综述》[99]对卢见曾幕客戏曲家金兆燕研究做了全面综述。顾春勇《金兆燕与伶人定郎关系述略》[100]特别关注了盐官幕客戏曲家金兆燕与伶人之间的基于同性恋关系的艺术与生活交往。顾氏硕士论文《金兆燕研究》[101]、鲍开恺《金兆燕戏曲活动考述》[102]对卢氏幕客金兆燕及其交游和传奇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盐工是盐业从业人群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人群，他们既是行业艺术活动的孕育者，又是行业艺术活动的践行者，对这一群体艺术活动的关注，具有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宫修建《“盐工号子”的音乐特征分析及生态现状思考》[103]，黄宗坛《自贡盐工号子浅析》[104]，宫修建《川南“盐工号子”的社会及艺术功能价值》[105]，《透过自贡“盐工号子”谈音乐文化的阶级属性》[106]，朱叶莉《论民俗文化的艺术内涵与生命意识——川南“盐工号子”之考据》[107]，曾静硕士论文《自贡盐工号子审美研究》[108]，罗立章《浅析盐工号子的艺术特征与价值》[109]，熊卫、王宏、王维迦《浅谈自贡盐工号子的传承与发展》[110]，黄梅《“盐工号子”的音乐审美价值和遗存价值探究》[111]，黄志勇《自贡“盐工号子”的艺术魅力及地域文化特点》[112]等都将目光聚焦于自贡盐工群体，对其富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的艺术活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潘金《川南盐场音乐结构特征研究》[113]聚焦川南盐场，阐述了盐场戏曲音乐的演出形态、演出场所及音乐结构等。宫修建、毛波《川南盐场音乐历史文化价值及保护路径探析》[114]针对独存于川南盐场的自贡川剧高腔等典型的音乐形式，分析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而探索其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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