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咸水饭”是井盐地区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如果吃“咸水饭”的艰辛是作家对盐工的勤劳、盐商的智慧的肯定，那么作家的井盐文化书写中还有一种批判与反思。

这种批判意识，直指吃“咸水饭”中的忽略人的尊严、价值等不人道的行为和观念。《井工》中的老瓜由于饥饿偷吃病牛尸体。管事人抓了现行，给老瓜一耳光，辱骂他没有良心，“这条牛是老牛，拖了二十年的车，有功劳，我把它当人待，给它一副全尸，……你挖坟盗尸，你懂你犯的什么罪吗？……你吃死尸呀，比盗尸还要罪重……”^[20]。老瓜心里过意不去，但他一想到功劳就想到“父亲作了二十年的老灶工，他的尸首呢？——烂豆腐一块！”^[21]父亲掉进盐锅被煮死，同样也是作了二十年，为何受到的却是非人的待遇。老瓜隐隐觉得人活得还不如一头牛。其实，管事人对盐工都没有当人看，《鱼儿坳》中二爷就看到盐场的牛比耕牛可怜悲惨。因此管事人又何以把牛当人看呢？不过还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牛的成本高于盐工的工资罢了。有盐工回忆称当时城里劳动力多，牛的价格远远高于几百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自贡盐场的牛》中考察了当时的牛价，“牛价约分三等：上等八十至百两以外；中等六十至七十几两；下等三十至五十几两”[15]，牛的成本价格远高于当时盐工的工资。且“对于昼夜劳累的工人的医药疗养是丝毫没有的，因为工人纵使因工致死，只有规定了的八串钱烧埋费，换不到五两银子，死牛的损失就要大十几倍”^[22]。正因为牛的成本价格更高，人就显得贱价。王余杞在《自流井》序言中感叹：“在先，人比牛贱的时候，盐井汲水便都用人，其后牛比人贱了，又才改用牛。”^[23]由此可见盐商从利益层面来看待人、牛的价值，而非真正怀有尊重怜悯之心。

因此，“人不如牛”也就是“人不如钱”，金钱似乎才是商人衡量价值的标准。陈铨《归鸿》中楚西家里欠债七八千，由于经济窘迫，楚西只能冒险帮助军阀走狗刘团长购买军火准备四川内战，不料战死沙场。然而楚西死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教育局局长王孟椿还在奢望自己的儿子能像楚西一样挣大钱。在他们眼里，钱比人还重要。《自流井》中，每月阴历十五的月会本是家族团聚的日子，但这样的应酬却要以钱来衡量亲疏关系。“来的如果是老辈子，便一大群出去迎接着，搀扶着，让进来高高供在上面，每个人恭恭敬敬地过去招呼，俨然十足地表出一种世家风范。字辈虽然矮，私家却有钱的角色也不寂寞，那会使得年老的老辈子也要放下身份，有意无意地舔肥两句。最倒霉的当然是穷光蛋兼小辈子：穷就有罪，谁叫他穷呢？不去招呼人吧，说不定一会儿就要挨呵斥；招呼人吧，逗人家讨厌，只会看见人家翻白眼。”^[24]有钱就有面子，老辈子会给小辈子拍马屁，倒霉的穷光蛋，为了一个打招呼就得左右为难。打了招呼会遭白眼受辱，不打招呼挨呵斥更会受辱。不只是招呼不招呼的问题，还有穿着。“如果身上穿的是布就糟心，有谁看重穿不起绸缎的人？打量完了面子再打量里子，再不能又是布！穿布面子还可以说是‘自奉简约’，遵守‘勤俭治家’的古训，为啥里子也不带一根丝？啧啧，又不是死了人的穿孝，难道两块钱一尺的华丝葛也买不起一件！”^[25]同一盐商家族的亲人，却用这种标准打击对方，骂人家穿布显穷是披麻戴孝，仿若诅咒。其实，谁说外面穿布，里面穿丝就是勤俭持家呢？试想，若是一个有钱的族人也里外穿着布，恐怕就不会用披麻戴孝评判人家，而是夸赞他勤俭持家吧？由此王余杞才在《自流井》序言中认为自己所熟识的族人，“他们的信仰只有一个：钱——为了钱，我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面相：笑脸、哭脸、半笑边哭的脸。脸皮之下就埋伏嫉妒、愤恨、轻蔑、谋害、仇视、争斗、倾轧……除了自己之外，无所不用其极：兄弟间，叔侄间，以至父子间，不分亲疏，一体待遇，自少至壮，自壮至老，一生的生命，便这样消磨在一个家庭里的自相残杀中”^[26]。也正因为如此，王氏家族“保皇派”中的当家人素二伯、如四为了自身利益，尸位素餐，为了保住自己的当权位置，不惜与以迪三爷为首的“维新派”作对，也不惜与渝沙债团的四位代表勾结，把家产抵佃，成为卖家奴。而“维新派”其他几位全被如四花钱收买，瞒着想要重振家业的迪三爷，在抵佃契约上签字。因为钱，所以能分出家族的亲疏关系，也因为钱，能够不坚守诺言，背叛之前的约定。亲情和人格都在钱的比称下一文不值。

在人不如钱的背后，权势也成为扭曲人的价值的帮凶。《阿牛》中管事人何先生就凭借自己的权势公报私仇。小阿牛不满何管事调戏母亲，也不屑于因为这样一层暧昧关系，何管事将自己从赶牛的升职到筒匠。当他因此自觉尊严丧失忍无可忍之毅然将何管事赶出家门后，他很快就遭到了何管事的报复。没盐吃的妇人来到盐井讨口卤水，何管事当场抓住，怪罪到小阿牛头上。然而狡诈的何管事并不以此为理由惩罚小阿牛，而是以儿子打母亲违反国法的名义让管山绑了小阿牛，母亲哭诉说情全不管用，只能哭骂道“你们哪里晓得老牛皮裹包的是什么心？一句话，挟嫌陷害，我明白”，“牛，我的儿子，你冤枉呀，天，五十鞭，——五十鞭——这一下还有什么人呵！”^[27]小阿牛的母亲道出了真相，何管事仗势欺人，公报私仇，就是想除掉小阿牛。《地上的一角》中，盐贩子聚集在公垣面前，表示对取消敷水的不满。王师爷用“法律”和“抗税”吓唬他们，叫巡丁拖出闹事的人来。人群中有人说了句“买卖人！——好家伙！”王师爷就气不过，主动“猛虎似的扑到人堆前面”，吓倒人群。不料人堆互相拥挤，二爷被挤出来刚到撞到王师爷身上。王师爷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痛打，还把二爷抓走关押。三天后，二爷被保释，罚款四十，盐款充公，家里的景况更加糟糕。《自流井》中，斯谦霸占仆人秦桂的遗孀，儿子松六不务正业。斯谦家的来福井火龙车坏了一直未修理，结果锅炉出事砸死了盐工黄二顺的小儿子黄狗，松六则正在黄家强奸黄二顺女儿黄花。心怀仇恨的黄二顺撞见后拿起菜刀杀了松六，却很快被团练兵带走。幼宜听闻这件事后，并不关心亲戚松六，反而担心黄二顺。本来松六就不对，死了也不能让黄二顺偿命。但是“斯谦和素二婆是决不这样想的！他们有钱有势，有钱有势的人不应该受任何委屈，何况是一个堂堂的少爷被人杀死？”“井里落了难不打紧，灶上的火回去了不打紧，叫他们伤心的是失掉他们的宝贝松六哥。固然人死不能复生，为了取偿万一，一定要将黄二顺抵命处死！——那还不容易？比方就像宰一只鸡！”^[28]井里落难砸死黄狗是不打紧的事，根本不在斯谦、素二婆等人的考虑之内。松六才是人，至于黄狗、黄花、黄二顺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待宰的鸡。有钱有势的才叫人命，没钱没势就是鸡。这便是部分盐商的价值观念。黄二顺终究还是死了，给松六偿命。在有钱有势的盐商眼里，无钱无势的盐工及其家人都是贱命。

马克思谈到劳动的异化时，提出劳动者在劳动中遭遇不幸，否定自身。井盐手工业下以金钱权势衡量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靠宗族血缘联系的文化，而是逐渐衍变为以追逐利益为主的原始资本主义价值观，从而扭曲了人的价值。

因此，作家对吃“咸水饭”的人们的生存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看到了井盐文化中对人的价值的扭曲和漠视。在井灶，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盐工萌生的自尊被管事人掐掉。在统一的盐商家庭里，亲情近疏与否用钱来衡量，人命也用金钱和权势衡量。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只能备受欺压，毫无尊严和体面。

罗淑家住简阳，她的父亲买过盐灶，她小时候在盐灶周围长大。王余杞是自贡四大盐商家庭之一王三畏堂的后人。在他的成长中，更是经历了盐商大家庭的衰败过程。《自流井》本身带有自传意味。陈铨的家乡富顺，包含了自流井、贡井等，是自古以来因为产盐较为富庶的地带。罗淑留学法国期间，还写信给父亲，把盐灶分给盐工，提高他们的待遇。罗淑幼时，就住在井灶旁边，见惯了盐工们的苦难生活。也正是对盐工充满了同情，罗淑在书写井盐文化的小说中都在揭露盐工受到的不公待遇，赞扬他们为了自尊而反抗的勇敢，批判他们受到欺压后的忍耐。所以她笔下的老瓜最终偷了盐船离开，小阿牛到底为了自尊而敢于反抗，二爷被公垣王师爷仗势欺人后只能认栽。王余杞对家乡自流井有着复杂的情愫。他为别人瞧不起自流井而感到郁闷，又为自流井盐业衰败而惋惜，当回望家族的经历，他更是充满了愤恨和不甘。他批判家族为了钱而不分亲疏关系，反目成仇，联合外人阻止重振家业的矛盾。他批判家族中的败类，仗着有钱有势欺负普通盐工和下人。所以他不断地反思家族的灭亡原因。在《我的故乡》系列散文中王余杞写道：“如此，则同是一样的人，却有了三种不同的等级：第一等人是雇用那些使用牛和使用机器的人及如牛如机器被使用的人；第二等人是受雇来使用牛和使用机器的人；第三等人才是如牛如机器般被使用的人！”^[29]他看到井盐工业中人的等级区分，第一等人是盐商，第三等人就是最底层的盐工。他们不是同样的人，也没有同样的人道精神。陈铨出生在富顺盐井街，他为自流井产盐富顺富足感到自豪。他也看到军阀乱战中，自流井盐业的破败，也看到了城市富顺对钱的追求，忽视了人的价值。当三位作家走出夔门回望故乡时，他们对故乡复杂情愫都展现在笔下的井盐文化之中。他们受过五四精神的熏陶，他们有感于对“人”和人道观念的精神。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井盐文化中忽略人的尊严价值的行为和观念进行批判。

罗淑、王余杞、陈铨笔下的井盐文化，有对家乡人们靠着智慧吃“咸水饭”的辛勤的赞扬和同情，又有对井盐文化中扭曲和漠视人尊严价值的批判。三位作家在小说中对井盐文化给予的现代人的批判与反思值得我们继续讨论。

【注释】

[1]秦洪平（1994—），女，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2]曾凡英：《盐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李云：《陈铨创作中的巴蜀文化因素》，《贺州学院学报》，2017（1）。

[4]伍丹：《论陈铨小说中的井盐文化》，《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5]何性尧：《描写“偏僻角落”的奇葩罗淑井盐题材小说的特色及价值》，《自贡师专学报》，1990（4）。

[6]王余、李树民、王小平等：《盐香风韵：井盐文化与盐都作家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7]〔美〕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高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4。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

[9]基辛：《文化·社会·个人》，甘华鸣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2。

[10]罗淑：《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55。

[1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358。(www.daowen.com)

[12]秦洪平：《井盐文化视角下的四川现代小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13]罗淑：《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7。

[14]陈然：《近代自贡盐工状况及其斗争》，《井盐史通讯》，1983（1）。

[15]〔美〕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62。

[16]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347。

[17]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386。

[18]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井盐史通讯》，1982（1）。

[19]钟长永：《西南军阀与四川盐税》，《井盐史通讯》，1984（1）。

[20]罗淑：《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54。

[21]罗淑：《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54。

[22]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牛》，《井盐史通讯》，1980（1）。

[23]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294。

[24]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313。

[25]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313。

[26]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294。

[27]罗淑：《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84。

[28]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416。

[29]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下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