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水饭”当是井盐行话，出自罗淑的小说《井工》。父亲掉进盐锅煮死后，主人公老瓜就被母亲带到盐井，“他成了小工人。他也和别的许多生活在丁厂周围的若干人一样，无论怎么总免不掉要吃这碗‘咸水饭’，逃也逃不脱！”^[10]丁厂是井灶所在，这里有管事、管山，还雇用了赶牛的小孩，汲取卤水的筒匠，熬制盐巴的灶工等，凡是在丁厂从事井盐开采制取的都算是吃“咸水饭”。需要补充的是，盐商筹备资金联合盐工一起从事盐业，也算是吃“咸水饭”。吃“咸水饭”是从事井盐工业盐工、盐商的生存方式，符合克鲁克洪对文化的解释，因此在一定方面代表了井盐文化。

吃“咸水饭”是当地人们求取生存的独特方式。四川处于内陆，井盐手工业是本土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1]井盐生产就符合马克思所言的在盐商的带领下在同一场所盐场生产同一商品盐。因此，井盐手工业是内陆四川资本主义的原始状态。^[12]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早出晚归生产不同，盐工和盐商都在参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比如盐工在盐井工作是日夜不断的，夜晚采取换班制。《井工》一开头就写到深夜井棚里的牛脚蹄车盘和绞水辘轳不停地转动，而周围的盐工都冷着脸，忍着困意，心里急迫地希望时间快一点，有人来接班，自己好倒在地铺上睡到天亮。《阿牛》中刚升为筒匠的小阿牛，也是得赶回盐井去接替火生的班。《自流井》中幼宜向幺母舅夸赞父亲迪三爷利用盐灶，煮了镔桶牛肉一天，也间接证明盐灶从不断火。

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阶段，盐工和盐商们的创业充满了艰辛。除了工作辛苦，盐工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差劲。深夜加班时他们奢望倒下就睡的地铺是这样的，“空铺的正对面，躺着一条病瘫的老牛，它患了下痢，不时把脏水排泄到地上”^[13]。盐工和病牛共处一地，环境脏乱不堪。《阿牛》中小阿牛睡着时，牛用湿软的舌头吃他身下铺着的稻草。盐工每天的伙食不过是咸泡菜和甑子饭，没有荤腥。所以《井工》中的老瓜才会趁着晚上加班前有空，出去偷病牛尸体吃。

一些盐工的收入比较微薄。《井工》中的老瓜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元。他的瞎眼母亲和弟弟只能乞讨为生，盐工老瓜并不能养活家人。所以弟弟饿死在稻草堆上，老瓜会偷病牛尸体给母亲吃。《鱼儿坳》中失去土地、从自耕农沦为佃农的二爷，本来卖盐是相对种地更为体面的工作。但由于厘金上涨，取消敷水，慷慨的二爷就十分担心雨天对卖盐的影响。因为乡下人会以下雨潮湿为借口多争盐的斤两。《地上的一角》中盐贩子们对取消敷水意见很大，在公垣面前聚众反抗，也是因为取消敷水后盐价上涨，盐卖不出去，盐贩子没了敷水更是吃亏。据陈然《近代自贡盐工状况及其斗争》中统计，自贡盐工的工资从晚清到民国几乎没有变化，根本不能应付物价上升。那时的工资，一个桶子匠每月的工资是一吊到一吊几，烧盐工是四吊。^[14]然而工资收入虽然低，但究竟比没有职业甚至种田种地好。一方面由于农民在农村并不好过，如《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中主人公二爷都是因为种田不够还债才去做盐贩子生意。另一方面是在军阀混战情况下，军队拉伕蛮不讲理。农民为了逃脱拉伕，只能荒废了庄稼。并且庄稼靠天吃饭，收入不多。《自流井》中的李老幺就是因为这样不得不进城到盐井工作。虽然李老幺不适应盐井的工作环境，但他知道乡下他也回不去了。盐工们不得不与周围恶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抗争，力求通过井盐手工业求取生存。(www.daowen.com)

对于盐商而言，吃“咸水饭”也不容易，且需要发挥商业智慧。首先，开办盐井并非易事。在真正产出盐巴销售之前，开办盐井是暂无任何受益的一味投资。陈铨小说《归鸿》中，楚西的父亲在自流井投资的火井倒贴了本钱一万几。《自流井》中创下家业的王四大人，也是凭借聪明才智，将土地租给老陕办井，签订协约，年限一到，所有财产都归王四大人。加之遇上太平天国之乱，导致淮盐运道阻塞，川盐济楚使得自贡盐商得以在两湖地区有了销场，于是才有了富庶的家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二十世纪初，迪三爷想要重振家业，利用科学办井，却遭到了失败。他利用先进的蒸汽火龙车凿井，却因为凿歪，卤水取不出来而报废。由此可见盐商创业者们办井的艰难。井盐是由于地壳运动，部分海水残留在地层之中而形成。地层深处的卤水汲取需要凿井技术。曾小萍在《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中提到，有经验的管山是备受尊敬的。因为管山能够通过山形地质状况，判断是否有开采的必要，是黑卤还是黄卤等关键性的问题。^[15]盐商对盐井选址、取名等都十分看重，甚至比较迷信。《自流井》中素二伯死后，儿子斯谦和斯诚立马分家，都想通过抓阄分得来福井，因为来福井高产。迪三爷创办昌福井，有人传言“昌福”同“娼妇”，不吉利。根据《从自贡之地名看井盐开发》等相关对盐井名称的统计，我们会发现“兴”“福”“富”“昌”等词出现的频率甚高。这些细节都表明盐商对盐井的看重，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能够开办一口建功的盐井并非易事。

对于盐商而言，除了战胜自然环境的艰难，更大的难题则是与当地各种势力的周旋，尤其是来自军阀的敲诈勒索。盐税一直是国家资金来源的主要收入。自流井一带由于产盐挣钱，一直是军阀战争中抢夺的重点。陈铨《天问》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后，战争频繁，田赋高昂，自流井的盐滞销，有钱人破产，穷人越发凄惨。军阀走狗流氓赌徒何三当了二尺五，小小一个营副官就扬言，若是能去泸州做个查验委员，光是经过的自流井的盐船，就可以一个月捞取十几万。《自流井》中讨论分家事宜之时，邀请当地名流、军政绅商都来参与家族会议，评判王氏家族的纷争。然而张旅长考虑的不过是分了家多收一份盐税，盐场知事则是在计算是否对自己敲诈私盐贩子有所影响，盐务稽核所的洋人李约翰是个冒牌货，省外盐务代表张子高也事不关己，反正会有一笔盐款给自己充当旅费，渝沙债团的代表更是利用家族纷争赚取一笔，这样“一班明地或暗地吮吸着两厂盐膏血的人”^[16]。迪三爷的亲哥哥、幼宜的伯父文二大人与渝沙债团军阀勾结，结果倒被军阀绑架。迪三爷看清巴结军阀没有好下场，也只得动员商会交钱放人。因为“先例很多，不说也明白：抓人的目的就在筹款，款不交出，人人休想跑得脱”^[17]。每到军队开拔，盐商都要出血。文二大人不过是只军阀杀鸡儆猴的“鸡”。除了军阀，盐商还要应付县知事、袍哥等势力。县知事老圈儿突然抓走迪三爷，目的也是趁威望暂存讹两笔钱再走。不料迪三爷家里好不容易筹来的两千，还被搞革命的张子高瞒着迪三爷和县知事带走了一千。另外盐商还要给棒老二袍哥送钱。宋良曦在《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一文中举例“一九一二年，川军第一师周骏部团长方斌率队进驻自贡，当他得知盐场首富，当推王李两大家族后，便设计敲诈”^[18]。且在1917年，川滇两军在自流井打战期间。盐商王作甘由于做过滇军名义下的咨议官，等到川军团长张鹏午进入自流井后，以此为借口扬言要枪决王作甘，后来通过盐务稽核所经理张英华的说情，交了十万两才得以保释回家，又给团部的李厚芬三千两。张英华目睹这场闹剧，心有余悸，也送了三万元给张鹏午。不仅以这种敲诈勒索，各路驻军还以“追收官运局旧欠”为幌子向盐商收费。另外还有各种附加税，军阀自设关卡，任意收取税收^[19]。导致盐商纷纷破产，难以支撑。

由此可见，四川井盐地区人们吃“咸水饭”的艰难。身在底层的盐工工作辛苦，加班加点，且由于工资较低，盐工难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开办盐井的盐商固然可以免去辛勤劳作，但开创井盐工业依然辛勤，而在与军阀等势力的周旋中，盐商更是精力交瘁。处在原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内陆井盐手工业，是盐工盐商辛勤与智慧的表现，也是当地人们战胜自然求取生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