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虽无汉唐气魄，但却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真实写照。无论是从作为“大国”“正朔”的国际形象考虑，还是出于维系现实安全的思考，北宋都保持了体现“中华帝国”地位的朝贡体系。“宋祖受命，诸国削平，海内清谧。于是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党项、吐蕃唃厮啰董毡瞎征诸部，夏国兵力之所必争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间获其助焉。”^[11]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

北宋政府还专设鸿胪寺、礼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馆等机构主管朝贡事务。其中鸿胪寺负责“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12]。从职责上可以看出，鸿胪寺相当于清代的理番院和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其官属十有二：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奉举之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奉举之事。……同文馆及管勾所，掌高丽使命。”^[13]依各族君长的等级地位、贡品多寡，皇帝召见的时间、规格都有所差异。“蛮夷向化，来献其方物，以致其为臣之义。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义……示之以轻财重礼之义，使知中国之所以为贵。”^[14]一方是好大喜功，爱面子。一方是实际考量，落实惠。“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15]北宋政府一味地薄来厚往、怀德远人，以至于时人有“先王柔远之制岂复有加于是哉”^[16]的感慨！在厚往薄来的指导思想下，周边政权也就趋之若鹜。

西夏建国后，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民族习惯及对外关系等原因，经济问题一直是西夏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或者说，终西夏一朝，都没有能摆脱经济上依附于人的困境。“银、夏之北，千里不毛。”^[17]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西夏在对外关系上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西夏历史上先后依附于宋、辽和金，四时八节，通过贡献“所生异物”，换取超额的“岁赐之物”，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18]朝贡只是形式上的，利用朝贡的机会进行贸易才是主要目的。正是通过朝贡加贸易，使西夏“公私无乏”“资用饶足”，在面对强宋时，表现出了“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的自信与傲慢。“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犹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贰，若非本朝赐之策命，假以宠灵，则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以为仁义之厚，古所未有。”^[19]贡使一到，便获利无算，不难看出，西夏对宋朝贡是假，通过朝贡获取发展的经济支持才是真实目的。(www.daowen.com)

当时西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乃移书刘昌祚曰：‘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20]正是看准了宋政府好大喜功的特点，西夏对宋频频发难。“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为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机，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21]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发五路大军征讨西夏时，西夏又连忙上书求和，承诺贡聘不废，“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22]。

西夏与宋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的册封并频繁遣使朝贡，正如司马光所说：“谅祚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23]在夏夷关系紧张、长期对峙的十二、十三世纪，宋朝国力一直“积弱”的现实情况下，北宋统治者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却只看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亲觐者，继捧至，太宗甚嘉之，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祖母独孤氏亦献玉盘一、金盘三，皆厚赉之。”^[24]长期地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以大量的、价值远超贡物的贵重物品。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25]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