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是地方臣服于中央统治者，或者属国臣服于宗主国的表示。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君主时代藩属国或外国的使臣朝见君主，献礼物”^[8]。是附属一方将自有财富以某种形式进献给作为宗主的另一方，以表示顺从或臣服，尤其是封建君主时代，国内臣民献上礼物给君主，或藩属国向宗主国献上礼物。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9]可见，贡赋之物为地方“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这些礼物称为贡品，多为一方之特产。中华朝贡体系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朝贡体系，始于公元前3 世纪，直到19 世纪末期，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普遍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历代中原王朝无一例外地以“天朝上国”自居，透过册封，辅之儒家思想体系，层层往外推拓，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主要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唐末党项先民离开饱受战乱和压迫的青藏高原东北地带，向内地更加适宜于农业耕种的黄土高原迁徙，通过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与掌握着高度农业文明的汉民族的接触，潜移默化地为党项社会游牧经济注入了农业经济的成分。同时也得益于唐政府实施的民族政策，凡请内属之酋长，均厚加抚慰，列地为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即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事务中的统治地位。所辖州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予干涉。加之每次朝贡期间，朝廷本着“怀柔远人”的精神或政治目的，通常都“厚赉之”，给予相当丰厚的回赐。因此，赏赐就是一种变相的经济扶持，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包括党项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势力衰弱，对党项的控制不如唐时强硬，使党项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此时党项社会内部私有制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社会经济较之唐末又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居住的渭北地区水草丰美，党项羊、马、牛、骆驼数量大增，其向内地政权进贡、贸易的物品以马匹、骆驼、羊、牛等牲畜为主。但可以判断，盐业作为西夏主要的典型的地方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必然在贡品之列。“党项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集，而所售过常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吏就边场售马给直，止其来朝，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10]后唐庄宗同光（923—926）以后，党项大族往往利用进贡的机会在内地销售地方特产，同中原进行经济交流。(www.daowen.com)

五代时党项的繁荣富足，得益于银、灵、夏、绥等州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也与党项民族的勤劳智慧密不可分。党项通过朝贡这种特殊的邦交方式，与中原王朝及周边的吐蕃、吐谷浑、室韦、回鹘等民族政权保持了平衡和稳定，为自身经济发展营造了安定的内外环境，为日后建立西夏国争取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