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场袁氏作为本地垣商集团的代表，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取代了外地垣商，成为小海场最大的盐商之一。他们的成功，除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契机外，也与其科举功名的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兼具政治和经济实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由于垣商有管理食盐生产和获得荡地的优先权，地位相对稳定，不易受到经营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在所谓“商灶”的盐场，土地倾向于集中在少数的“垣商”手中，而更容易呈现规模化经营的态势。民国时期统计两淮盐场草荡之数，草堰、丁溪草荡与沙荡总亩数为各场之最，是其他盐场的一倍多，食盐产量也成为淮南盐场之最。亭荡的增加除了归因苏北平原自然地理淤积外，还应考虑垣商的投资和积极经营等实际情况。

袁氏家族在五青之后，继续在科举中保持他们地位的同时，都开始经营盐业。

到了民国时期，大房的盐垣，厚记（后改为豫丰厚）店主袁重闲（聘三）；复盛祥店主袁重侃（如周）；祥记店主袁重寿（起一）；增林记（后改为生恒昌）店主袁重显（了生）。以上四人是袁青黎的曾孙。裕恒祥的店主青黎之孙袁章和（尧官）。袁氏各房盐垣是从清咸丰时代才兴旺起来的，经久未衰。民国八年前后掀起的淮南废灶兴垦高潮，袁氏垣商起初基本未加入办垦，仍保持办盐事业。

三房袁青管之曾孙袁骏勤（君庞）的新记的亭场，在民国八年全部售与通遂盐垦公司。(www.daowen.com)

四房青箱之子袁敦存（写斋）开设的茂记，拥有亭场25 面；青箱次子袁成存（立斋）的正记，拥有亭场25 面，在民国初年先后出售10 面与袁成德，后悉数售与袁履中。袁敦存死后所遗25 面亭场，由袁熹和（兼伯）、袁昌和（克仲）、袁师和（范叔）、袁建和（履中）、袁骥和（止康）五子承分。袁兼伯购买袁立斋之子袁天和（锡纯）的亭场10 面，他连同承分的亭场5 面，另创谦益德。后来袁成德继承时，谦益德已拥有亭场100 多面，占小海场30%。袁履中购买胞兄弟袁范叔亭场5 面、袁锡纯亭场10 多面及本人承分之产，创设德和记。袁正康承袭父亲茂记的店号。袁克仲所承分的5 面亭场，由袁履中和兼伯之子袁巍功后改为袁巍（成德，前误为承德）二人代管，另创泰记盐店。嗣后袁履中出任淮北盐场总经理，德和泰记均由袁成德兼管。

袁氏子孙则青箱长子敦存开设茂记，有亭场25 面，次子成存开设正记，有亭场25面。经统计，袁氏在小海团的盐店有谦益德、德和记、泰记、新记，青藜房的子孙开有厚记（后改名豫丰厚）、祥记、增林记（生恒昌）、裕恒祥等。

“商灶”是商人直接投资的生产模式，在食盐交易中省去了中间环节。对于食盐管理的官府来说，直接将生产资料拨给商人，则省却了官府稽查、管理的环节，全力督课，也为官府所便。这些优势，使得实行“商灶”的盐场在清代后期淮盐壅滞的背景下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商灶”制将盐场土地集中到少量商人的手中，对于民国以来苏北盐垦制度的推广也大有裨益。近代苏北盐垦主要存在土地征收困难的问题。张謇早期成立的盐垦公司，基本集中在淮南实行“商灶”制的盐场中。小海场起初对盐垦认识不足，兴垦不力，但后来袁氏的八大盐店遂联合组建“公义济”盐号，将2 万亩配煎草荡划分为十总，进行垦殖，同时，袁德成的谦和仓、袁仲容的容济仓等小仓房也相继建立，这一成果都与商灶制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