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在推动盐务改革的时候，就认识到，要真正触及引岸专商制的根本，必须改良盐业生产技术。他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采用日本制盐法，试制改良盐，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后来，盐务署顾问景学钤为了不断推动改革，在范旭东的邀请下，出任久大精盐公司的董事长。被人称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亲自担任技师，经过一再的方法改良，至1934 年，“每日运进之盐，即导其经过本厂特设装置，加工精制，利用纯碱溶液，去其不纯物质，同时收回副产精制之盐。导入沸卤锅内，用化学方法，去其少量之有机物，再导入烤盐机内，十分烘烤之。如此所制之精盐，其色洁白，颗粒均匀，氯化钠可保证在九十五分以上，水分不到二分，比旧法所制者，有过之无不及，实开中国盐业界之新纪元”^[3]。久大生产简装精盐，以抵制洋货，广受大众欢迎，宣告了中国人以色黄质杂的粗盐为食的时代行将结束。20 世纪20—30 年代全国又出现了多家精盐公司，久大精盐有了六个分厂。1923 年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所有青岛盐业及盐田，由久大公司投资474 700 元，与山东盐商合股组织永裕盐业公司。九一八事变之后，看到日本侵略者窥伺华北地区，久大公司于1937 年初春，在连云港附近的大浦设立分厂，同时公司改组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七七事变后，久大公司受命到四川自贡建设模范盐厂进行生产。制盐技术改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为四川井盐采用机车汲卤，代替牛力汲卤和人力汲卤，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中国盐业生产技术开始走向现代化。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引岸专商制下产盐有定量、销盐有定额的制度规定就形成了矛盾。并且，精盐的广受欢迎及销售范围的日益扩大，直接冲击了引商引盐的销售及引岸的垄断利益，这不能不引起二者尖锐的冲突与斗争。

盐业发展的进步，还体现在运输方式的变化上。运盐路程有水运、陆运及水陆兼有等方式。传统的水运主要依靠帆船，陆运主要靠大牲畜或者人力。但至20 世纪20—30 年代，轮运、火车运输发展很快，运输方式呈现出过渡状态。比如1928 年时，从十二圩到湘、鄂、皖、赣四省有十二圩运盐木船水手工会、湘乡帮盐船水手工会运盐工人达数万人。财政部设立四岸食盐济运局，“得随交通状况，采用帆运或轮运，期于便捷”^[4]。“轮运到岸较速，又无长江淹消之虞，专办轮盐，亦自为各商所乐为，但十余万船户劳工生计，如何维持，能否不激出事端，流为盗匪，似亦应行考虑者”^[5]。可见当时轮运与帆运同时并存。轮运的发展，不仅使运盐效率提高，运盐成本降低，且可以避免运商及船户、役吏等在运输途中掺泥和水，最重要的是，轮运可以到达更远的销售地，有助于精盐等新式盐业的发展，这对引岸制是一种冲击。帆运、畜力、人力运输是引岸专商制下最核心的环境，也关系着运道及榷运局、掣验局等机构的设立，是引岸专商制赖以保留的物质基础。所以，引商是反对采用新式运输方式的。但新的运输工具，比如轮船、火车的出现，以其方便快捷及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必然广为人们所接受。这形成了引岸专商制走向末路的物质基础。(www.daowen.com)

南京政府时期盐业生产技艺及运输方式的革新，使引岸专商制存续的物质生态基础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