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营经济整体实力仍然不强。一是民营经济占比低。2019年，西南四省市民营经济保持了健康稳定发展态势，生产总值连年增长，成绩喜人。但总体而言，西南四省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占比也从2018年的55.2%下降到53.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7个百分点，低于一些东部发达省份十多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南四省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落后于西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且落后于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二是带动型龙头企业少。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0年全国民营经济500强名单中，四省市民营企业共入围28家，占比只有5.6%；最好名次是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位列榜单23位，营收在1 000亿以上的入榜企业只有三家。从2019年西南四省市市场主体的数据分析来看，民营企业只占全部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26.04%，超过7成的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是个体工商户，缺少可带动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培育基础。三是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四省市不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即使是西南地区四省市之间，在民营企业生产总值、企业户数、投资总额、社会贡献、产业布局等方面也都有着巨大的差距。以民营经济生产总值为例，2019年西南地区民营经济生产总值达59 241.23亿元，其中，四川达到26 232.6亿元，重庆12 475.3亿元，云南10 954.8亿元，贵州9 558.5亿元，四川一省几乎占据了整个西南地区民营经济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是重庆市的2.1倍，云南的2.4倍，贵州的2.7倍。

2．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一是新成立市场主体数据下滑。2019年，西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虽然基本面向好，但市场主体的增速有所下滑。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增速从上年度的11.2%下降到8.6%，增幅收窄2.6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的增速下降2.94个百分点，个体工商户增速下降0.26个百分点。二是民间投资意愿减弱。数据显示，除贵州省外，2019年西南四省市的民间投资增速均较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重庆市的下滑幅度最大，增速从上年的12.8%下降到3.3%，降幅高达9.5个百分点。四川省民间投资增速较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云南省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据云南省2019年四季度运行状况的调查，受企业收入、利润的减少和现金流不足影响，65.44%的受访企业没有扩大再投资意愿。

3．民营企业综合成本仍然较高。近年来，从国家到省市区各级政府针对民营企业负担重的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降本减负的政策措施，但企业反映生产要素成本获取难、成本高，税费项目多、负担重，工资水平增长快、社保开支大，对降本减负政策落实成效感觉不明显、政策获得感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政策措施制定出台后宣传力度不到位，政策知晓率低；文件中用词模棱两可；政策执行中受惠企业少，犹如大门“没全打开，只为部分人留了条门缝”“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遮挡了优惠政策的阳光普照”；行政末梢降低了政策的温度湿度，很多优惠政策经过直接接触企业的行政末梢个性化过滤后，绝大部分会走样，发生扭曲，有时甚至是颠倒黑白；政策优惠力度小，许多部门出台了降成本措施，但“漫天的政策春雨淋湿不了头发”。

4．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西南四省市工商联的调查数据均显示，近半数的民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从政府层面来看，主要的原因：一是支持民营企业的财政资金不足。西南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较弱，都面临同步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繁重任务，可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资金有限，各级财政设立的风险补偿基金和贷款贴息资金池规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社会征信服务体系不完善。诚信、征信系统数据资源整合连通不够，问题突出，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良好的企业也难以获得信用贷款。从民营企业层面来看，一是融资渠道有限。大部分民营企业实力较弱，受到规模较小、实物资产有限、信用条件不够、财务核算不规范等因素限制，既不能通过银行贷款获得间接融资，更难以达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条件。二是管理不规范。企业的各类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范性不够，难以取信于金融机构。三是融资管理理念落后。一些民营企业使用家族式管理方式，融资管理理念落后，没有专业的资金管理和融资人才，缺乏对融资项目的跟踪调查，缺乏对融资项目预测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的分析，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风险。从金融机构层面来看，一是银行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有待优化。大多数金融机构针对民营企业贷款业务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采取“罚劣不奖优”的方式，激励作用有限。二是尽职免责制度缺乏客观性。由于审批权限下放，问责链条主要集中在底层，多数金融机构的一线客户经理承担了不良贷款处罚中的重头，导致不敢贷不愿贷。三是风险管控和成本压力增大。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小额化、线上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随着贷款的大规模投放，风险管控压力增大，金融机构为降低风控和成本，服务民营企业的意愿有限。(www.daowen.com)

5．创新发展实力较弱。部分民营企业“等、靠、要”思想严重，民营企业在创新转型中自身经济支撑动力不足，担心投入成本高、负担重、风险大，“等”待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创新能力不强，“靠”政府，“要”资金扶持的思想严重，不能从根本上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企业研发投入相对较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换代步伐较慢，较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核心竞争能力偏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创新型高端人才匮乏。由于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偏少，培养人才的平台缺乏，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足，加上在薪酬、科研经费、事业发展、生活保障等方面对高端人才吸引力不够，高端专业人才“引不来、留不住”。二是科技创新力量不强。以重庆市为例，截至2019年年底，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不到10%，低于全国15%的平均水平，占民营工业企业总数的80%的小型民营工业企业，仅有5%建有研发机构。大量民营企业无内部自建或依托建、联合建的研发机构，无实验研究、分析化验、检验检测的设备和开发新产品的条件。三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民营企业投入技术开发的资金占比较低。据贵州工商联调研问卷显示，只有不到一成的民营企业会将当年8%以上营业收入投入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67%的民营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的资金不足年营业收入的1%。四是科技创新缺乏内生动力。大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极少，具有专、精、特、新类的中小企业较少，具备工匠特质和开拓、创新、拼搏精神的企业家稀缺。多数企业对经济发展大势缺乏研判，发展战略缺乏定力，在创新创造、专注品质、追求卓越上深耕细作不够，专注于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专项领域攻关能力不强。

6．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通过大数据、推行“最多跑一次”等简化办事流程，政务服务环境有了很大转变，企业申办时间明显缩短。但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等依然有待改善。一些利好政策没有细化落地，实施政策不透明、不执行或选择性执行。垄断行业对民营经济进入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地方政府没有真正放开民营资本在各领域的参与权，民营企业仍存在准入限制。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供给上，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对国有企业优惠政策多规范管理少，对民营企业限制多没有得到真正重视。政府平台拖欠民营企业工程款、设备款问题突出。民营企业起诉案例久久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行问题较多。有关民营经济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依法保障民营经济收益权、经营权、所有权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少数执法部门和人员在执法中对民营经济监管多、保障少，要求多、服务少，选择执法、执法不公、有法不依和违规使用自由裁量权等现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