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NA项目对大学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三年跟踪，包括对三个成功的创新驱动的经合组织国家与八个非洲国家和大学进行的调查，产生了分析框架，探讨了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一作用。它还提供了有史以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学最全面、系统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这项研究主要有三个重大发现，即需要达成“公约”，使各国政府、大学、资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意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和知识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加强大学的学术核心，这对于创造知识、学术再生和提供推动发展的高级技能至关重要；在国家和大学两级改善政策（和执行）协调，帮助大学更有效地与经济发展挂钩。

研究发现

◎关于国家和大学两级的发展模式和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各国缺乏明确和一致的规定。然而，人们，特别是政府日益认识到大学在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性。

◎八所非洲大学的研究成果不够强大，使它们无法发挥传统的本科教学机构作用，并通过新的知识生产对经济发展做出可持续的全面贡献。许多大学拥有可控的学生、教员比例和足够资历的教员，但教员从事研究的资金不足。此外，激励机制不支持知识生产。

◎在抽样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大学之间做出协调努力，系统地加强大学对发展的贡献。虽然每所大学都有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紧密联系并加强学术核心的示范发展项目，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增加这些项目的数量。

大学“引擎发展”作用需要的公约

对于本项目研究的三个经合组织国家系统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报告将其归类为“创新驱动”模式。换言之，这些国家一致认为知识和教育是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从八个非洲国家的抽样来看，三个国家（毛里求斯、南非和博茨瓦纳）正处于“效率（efficiency）”阶段，这意味着效率的提高、高等教育和培训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他国家正在从“要素（factor，自然资源和低技能基础）”模式走向“效率”模式，这意味着教育和培训越来越重要。

这项研究表明，这三个由效率驱动的系统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度已经大大提高了。然而，除毛里求斯外，没有一个国家有一以贯之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认为知识是关键的生产因素。在其余的样本中出现了新的知识政策，但其所在的政府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均不足。

在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构建了宏大的国家愿景，以此作为一种对发展模式缺失的补偿。这些愿景有些远到2030 年，但都没有执行计划或系统的监测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构建共同愿景的尝试，并暗示着不存在任何协议。

毛里求斯是唯一在国家和大学两级都认为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政府和大学对大学在发展中的作用有类似看法的国家。然而，在学术核心、协调和执行方面，“公约”似乎尚未得到适当实施。

国家和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作用缺乏共识，也证明了我们的抽样国家缺乏“公约”。在国家利益相关者中，主要的期望是大学对发展做出直接贡献。这一工具性概念强调以专门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的形式做出贡献，而不是产生新的科学知识。政府利益相关者经常说，大学对发展的贡献不够，然而，这通常是指高等教育和大学不能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特指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国家利益相关者和一些政府政策和规划比大学利益相关者和规划更多地认可和反映了知识经济的话语和大学作为发展引擎的作用。然而，这很可能仍然更倾向于工具性的知识概念，因为它被直接应用于发展问题，而不是知识和大学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更间接的作用。

令人吃惊的是，大学领导层对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的支持相当薄弱。相反，这两个主导概念反映了大学作为间接促进发展的自治机构与作为更直接的工具作用之间的传统紧张关系。在抽样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引擎手段的重要性，但除了毛里求斯，在其他抽样国中，它远远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时期，政府和大学之间达成了明确的“公约”，即大学将为新的国家提供人力资本（公务员和专业知识）。这种“公约”早就失效了，同时，在政府内部和大学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策愿景和概念，它们涉及如何应对日益由知识驱动导致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没有改变的是，除了毛里求斯以外，其他国家没有普遍接受这一发展模式，结果是政府和大学都没有就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需要更加强调在政府、资助者和大学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即知识和高等教育是关键的生产力。尽管能力建设很重要，但在没有就作为非洲无底洞综合征（bottomless pit syndrome）的组成部分的“何种能力（capacity for what）”建设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建立共识同样重要。

在不同的国家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方面，一项潜在的积极进展是所有国家都成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部分是为了补偿薄弱的部委能力，也是为了进行独立的认证和质量评估。在本研究进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系统中的问题，但都在重新确定作用，并可能成为推动讨论高等教育在发展和监测进展中的作用的关键角色。

强化学术核心——激励是关键

大学是以知识的生产、复制和传播为核心业务的专业院校。此外，大学只有学术核心强大，才能参与全球知识经济，为发展做出可持续的贡献。八所非洲样本大学的核心知识生产产出不够强大，不足以对发展做出可持续的贡献，学术核心指标没有显示出加强知识生产产出（博士和论文）的明显迹象。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传统欧洲大学以及最近的拉丁美洲模式大学（Swartzman，2010），我们样本中的大学仍然主要是作为本科教学机构来组织的，尽管其中有相当宏大的使命声明和声称其为知识生产者。但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情况一样，非洲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自己的作用从教学扩展到研究领域，并成为道格拉斯等学者所称的“全球化灵感（globalisation's muse）”的重要贡献者。道格拉斯所谓全球化的灵感是“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不管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浪漫的原因，都变成了全球化的灵感：在本质上，全球化是一条得到广泛认可的途径，可以充分参与知识社会”。

科研产出的弱势趋同与投入强度的较大差异形成鲜明对比。最有力的投入指标是可控的生师比和相对较高的博士教员水平，这可以部分解释坚实的本科成功率。然而，这些成功率必须结合旗舰大学在低参与率的国家体系中的情况来看，这意味着其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群体。

投入方面最令人关注的两个领域是研究生水平低，特别是博士生水平，以及缺乏研究经费。研究生招生的显著特征是硕士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的急剧上升。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课程工作硕士学位（course work masters degrees）无疑有助于增加除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以外的高技能工人，这是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这些主要的课程工作硕士似乎没有为攻读博士做好准备，特别是研究和论文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每招一名博士生就会招五十名以上的硕士生的招生实情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升学率低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有更多的奖学金提供给了硕士项目，特别是来自外国捐助者的奖学金项目，而博士学习的奖学金则少得多。

不招收博士生或没有博士毕业生会有许多严重后果。首先，旗舰大学必须培养自己的学术人员，以及系统中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人员。它还必须应对知识经济对大学以外的机构（例如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应对系列工商业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高水平人员不断增长的权力的需求。

拥有博士学位和研究课程的学术人员通常统领着新知识的产生以及将大学研究与应用和创新联系在一起。大学领导层确定的绝大多数发展活动是由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领导的。培养博士干部是旗舰大学的基本任务，旗舰大学不仅要自我培养，还要产生能够将该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和当地社区联系起来的知识。

ISI 收录的科研论文仅代表了狭隘的研究概念，它不能反映应用或咨询领域的研究，因此只能被视为“研究冰山”的一角。然而，这是使旗舰大学成为全球知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使论文成为国际学科或跨学科团体的组成部分的秘诀。所谓产出导向型研究文化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受过正规研究培训的工作人员（拥有博士学位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研究经费和有利的激励环境。

大学层面的激励结构的第一个问题是来自政府的专项科研经费很少，这给大学带来了压力，要求它们从已经捉襟见肘的预算中拿出激励资金。虽然几乎每所大学都有研究基金，但这些基金必须与相关活动，如会议出席情况、设备和信息资源等共享。此外，这些内部“公开竞争性（open competitive）”经费似乎大多是对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的激励，许多高级学者表示可获得的金额不值得申请。在某些情况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虽然有些资金可用于购买设备，但几乎不可能得到设备维修资金。(www.daowen.com)

对于员工来说，激励结构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是博士生指导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干扰因素是多种校外教学机会，因为在私立院校和靠近旗舰大学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都存在多种私立教学机会。因此，尽管根据学生和教员的比例，教学工作量可能不会过大，但这种“三重教学”作为收入补充形式是削弱学术核心的另一个因素。

第三个潜在问题涉及政府、外国捐助者和工业界的咨询。尽管接受采访的多数学者都提到了咨询公司，但要获得咨询活动的准确情况十分困难（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份年报中提到了约八百家咨询公司）。然而，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咨询公司相对于研究资助具有更大优势。首先，这是与捐助者的个人关系，往往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前往捐助国旅行和被邀请参加其他受援国的网络。其次，咨询公司既提供了研究收入的直接补充，又使研究人员对资金如何使用有更大的灵活性（而研究资助往往对差旅、雇用研究人员和购买设备等有许多规定）。

从这次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出，要想“重新聚焦（refocus）”旗舰大学，我们必须注意促进知识生产的激励结构。此外，低知识生产不能仅仅归咎于低能力和少资源，大学需要激励的是博士指导和研究项目，强化学术核心，使这些旗舰大学成为全球学术界的组成部分，并将它们与地方和地区发展联系起来。

发展学术核心的部分内容将是改进和加强对关键绩效指标的定义以及对关键绩效指标数据的系统、全方面的收集和处理（制度化）。这些指标将是国家和大学决策者设计基于实证的政策和奖励办法的关键，而不仅仅是过分依赖目前有抱负的任务说明。

与发展的协调和联系

大学不能单方面加强学术核心，将其与发展有关的活动联系起来。它需要政府政策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在国家层面，大多数国家开展了相当多的协调活动，从论坛和集群到国家各部委的重组。然而，这似乎大多是无效率或象征性的协调。

这方面的证据不仅是有关部门缺乏支撑性政策，而且这种政策的重点往往取决于不同和不断变化的政府部长的利益。除此之外，这反映了支持研究的政策往往是出于科学和技术部，而不是出于教育部。另一个指标是教育部的改组，其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分开，将高等教育与科学和技术联系起来，甚至将高等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

由于没有公约，而且各大学、国家当局和外部行动者对大学的特性及其在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念，缺乏共识，因此，协调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大学领导和学者的精力和行动必须投入到持续的、不可预测的谈判中，特别是关于政府的资助，而不是加强该机构的学术核心活动。其结果往往是组织内部对权力、自主权和资金的争夺，导致组织内部的分裂和无能。

以上可以通过观察科研经费来说明。在八个国家中，都有促进研究和创新的国家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是在科学和技术部门，而不是在教育部门（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除外）。政府将教育部门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教学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机构的研究经费为政府总供资的1%—3%。学者们经常形容他们的政府对研究基金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negligible）”。^[1]

本研究的八个国家都对国家研究委员会表示不满：不仅资金数额有限，而且通过复杂的申请程序获得资金也很麻烦，而且赠款的期限往往很短，这意味着需要重复申请。

在政府缺乏协调供资和激励战略的情况下，非洲旗舰大学对外部供资的依赖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分散和投射。这削弱了大学的学术核心，因为知识没有积累和输入到教学和出版中，整个系统更容易受到捐助者议程干涉和政治干预的影响。

虽然捐赠者对非洲的援助没有达到2005年G8峰会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已完成的60%左右的目标仍然意味着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大幅度的增加了，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援助。但非洲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要更多的援助，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援助。

这项研究表明，议程和项目与捐助者的协调存在重大问题，更不用说向多个捐助者说明所需的大量行政工作。在本研究中，只有两所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爱德华·蒙德拉内大学）建立了强有力的捐助者协调机构。但是，正如爱德华·蒙德拉内大学的情况所指示的那样，加强学术核心需要捐助者和政府的协调和共同努力；在政府资助本科生教学的同时，研究工作和博士培养不能外包给捐助者。

考虑成立一个非洲版的欧洲研究理事会，不失为一个解决非洲大陆和国家研究资金严重短缺和缺乏协调的方法，这样可以将大量资金集中用于推进前沿、卓越的研究。

加强学术核心不仅需要更多的研究资金，还需要以加强而不是削弱学术核心的方式将大学与发展活动联系起来的机制。从行业联系开始，虽然有证据表明在本研究中的八所大学都与行业或私营部门有联系，但这通常被认为是院系或中心级别的联系，而不是大学层面的伙伴关系。除了某些大学的特别顾问外，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学在从事工业研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研究的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部门基本上不发达，而且由于国际公司在非洲国家开展业务的私营部门研究发展中心非常有限，它们的研发通常在其他地方进行。这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在非洲尤为严重。然而，一些大学开始通过建立与工业或私营部门的联络机构来解决其大学与它们之间缺乏互动的问题。

与私营部门的互动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负责课程设计和修订、工作安排和具体培训方案的咨询委员会中使用私营部门的人员。在本研究中，几乎所有大学的第二种形式的互动都是商业发展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非洲旗舰大学与私营部门的互动面临的挑战将扩大互动举措规模，同时仍将其与研究和研究生培养联系起来，因为这类项目适合个别咨询公司。

我们对四十四个“示范（exemplary）”项目／中心进行了调查，这些中心被大学领导认为与发展密切相关，项目／中心包括长期研究项目、研究生培养、短期支助服务和外部团体活动。在本研究中，八所大学有些示范发展项目／中心与国家地方优先事项密切相关，它们有多个资金来源，在某些情况下与执行机构有联系。与此同时，它们正在通过培养研究生来加强学术核心，是国际学术网络的组成部分，并已在同行评议的期刊和书籍上发表文章。在国际承认和前沿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环境和卫生领域），有几个项目是世界一流的。目前，非洲国家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项目／中心数量的增加及其规模的扩大。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伯顿·克拉克三角（见图12）来描述政府、大学和外部团体这三个主要节点。这反过来反映了我们的分析框架的动态，可以阐述如下：为了使大学对发展做出可持续的贡献，主要行动者（公约）需要就发展的作用达成一致意见；大学的学术核心需要有能力；政府、大学和外部团体的政策和活动需要协调和相互联系。

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公约，协调就几乎不可能。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和政策的执行，大学很难发展强大的学术核心（特别是在市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强大的学术能力不与发展活动联系会导致大学的孤立（象牙塔）。反之，大学与发展有很强的联系，但学术能力较弱会削弱大学对发展的贡献。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最佳实践模式可以实现这一点，我们对以不同方式成功地将高等教育与发展联系起来的三个系统（芬兰、韩国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图12　公约、学术核心和协调之间的动态关系

非洲国家要从提供原材料和接受外国援助转向下一阶段的发展，使其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的一分子，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就知识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大学的特殊作用达成一致公约。第二，强化学术核心，特别是在知识生产方面。第三，协调在高等教育中与日俱增的行动者和机构（多个政府部门、企业和外国捐助者）。此外，确保发展活动强化而不是削弱学术能力，特别是对旗舰大学而言。

【注释】

[1]根据Oyewole（2010），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用于研究的经费平均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为世界最低。此外，自1987 年达到顶峰以来，非洲已经失去了11%的全球科学份额（share of global science），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科学份额几乎减少了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