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南非和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案例研究:综述

南非和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案例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5-0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投入指标方面,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教工的教学工作量可能使其难以从事研究活动。另一个问题是,尽管硕士和博士的入学人数有所增加,但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研究生比例仍然很低。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积极发展使其硕士招生人数和博士招生人数正在增长,这为南非未来的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因其有争议的身份而成为矛盾体,这意味着它很难分配资源来加强学术核心。

在非洲,南非在国际创新指标方面表现非常好。在我们的样本中,除了创新、优秀的科学研究基金机构(南非排在世界第二十九位)以及大学与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之外,只有毛里求斯在世界银行知识经济指数上表现突出。因此,南非为研究和创新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机构,尽管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只有精挑细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才能够参与(毛里求斯在人类发展指数评级和公平方面远远超过南非)。

南非在国家层面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从著名的重建和发展方案开始,共有七份主要政策文件涉及经济发展,这些政策文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人力资本发展(改善学校教育、培养特殊技能、增强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等)。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强有力地把知识经济作为经济的驱动因素。《人力资源开发战略》(2009年)列出了南非十五项战略优先事项中的最后三项,即在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南非必须排在可比国家的前10%。真正面向全球的科技研究、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是南非科学和技术部,这意味着南非必须从资源型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在这方面,四个相互关联的支柱是创新、经济和制度性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与教育。这些资料直接来自世界银行的知识经济指数。

然而如上所述,尽管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大学之间有确保协调和执行的机构和机制,但这并没有发生。政策协调需要就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达成一致意见。在南非,这两者都没有达到。正如成功举办足球世界杯所显示的那样,南非的资源和能力并没有像非洲大陆其他地区那样成为巨大的制约因素。新南非第一次就一个目标达成协议,它调动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对进展进行了有益的严格监测。

然而,关于高等教育,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不同的政策和一系列的访谈表明人们对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着广泛的分歧。一些受访者甚至质疑该大学是否能发挥更多的辅助作用。没有缔结公约可能是造成上文所述的普遍缺乏协调和执行的原因之一。

一个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尽管社会上对教育的重要性有广泛的共识,但教育仅被视为提高个人素质的关键流动机制。这是对公平的高度重视,同时意味着教育主要是为了社会流动和促进公平。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所有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南非的教育系统(特别是中学后教育)还没有兑现这一承诺,只有少数人例外

影响大学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的因素是什么?(www.daowen.com)

在投入指标方面,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教工的教学工作量可能使其难以从事研究活动。另一个问题是,尽管硕士和博士的入学人数有所增加,但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研究生比例仍然很低。还有一个问题是该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比例低于研究型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的比例。在产出指标方面,例如科研论文的产出和科研论文加毕业研究生的加权产出,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业绩低于政府为南非大学设定的目标。削弱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学术核心的关键因素似乎是:(a)研究生比例低;(b)学生与教工的比例高(特别是SET 类专业);(c)研究型学位毕业生的产出适中;(d)相较于南非所有大学的目标,科研论文的产出低。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积极发展使其硕士招生人数和博士招生人数正在增长,这为南非未来的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因其有争议的身份而成为矛盾体,这意味着它很难分配资源来加强学术核心。在评估与发展有关的项目/中心时,部分项目/中心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其中两个中心大量从事多种工业咨询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强大的“联系”评级。这两个项目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尽管以咨询为重点,但它们也为强化大学的学术核心做出了重大贡献。

短期咨询项目和另外两项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活动,它们在清晰度连通性评分上得分相当高,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些类型的项目通过让学术人员远离其核心职能来削弱学术核心。虽然可以说,在大学的工具主义概念方面,削弱学术核心的项目对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我们的分析框架内,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不能加强大学的长期贡献。

总之,我们为什么不回顾一下伯顿·克拉克的研究呢(Burton Clark,1983)?2011 年,高等教育研究人员联合会(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CHER)为他举行了纪念主题会议。大约二十年前,克拉克对综合性大学有如下看法:

一些国家的现代综合性大学正在尝试双管齐下的努力,它既考虑到主要部分的分化,同时又赋予形式上的平等,希望能减少个体差异。但这种形式似乎并不稳定,特别是在大型系统中,因为更有声望的部分会抵制将所有人混为一谈,抵制专注的公众,同时内部人士感知到真正的差异,并对差异部分赋予不同的价值……由于意大利体制内的人一直在痛苦地摸索,国有化的公立大学本身不可能像异构的职能日益要求的那样,在许多方向上走弯路。它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型的学生、劳动力市场的新联系以及新的学术领域,特别是当它们被视为地位较低时……大学变得负担过重,面临着资源和注意力集中于其传统活动的损失。然后每个人都会觉得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导致持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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