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协调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和讨论有关国家层面的知识政策和活动协调程度的调查结果。表6总结了本研究的8个非洲国家和大学相关协调指标的评级（这些指标的详细说明见附录C 表C2）。从表6 可以看出，毛里求斯在国家层面的评分最高。

在知识政策方面，毛里求斯和肯尼亚是得分最高的两个国家（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表1）。在国家层面，毛里求斯和肯尼亚在协调政策和达成一致意见方面的评级也很高（参见表6和文本框3）。这份名单上还增加了南非。促进协调和建立共识的最常见手段之一是论坛。然而，访谈者的反馈意见表明，论坛只是谈话场所，协议的后续行动缺位，在监测进展和执行决定方面的尝试很少。即使在南非这样的国家，有更有力的协调形式，如部长级会议，但同样缺乏后续行动。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不同部门派出不同级别的官员参加会议，会议的效率受到影响，导致人们对会议的信心逐渐丧失，只有毛里求斯是例外，该国正在通过多种手段和网络做出巨大努力，以扩大协议的认同范围。

表6　知识政策的协调

还有证据表明，非洲国家曾试图通过设立“超级部委”进行协调。例如，在毛里求斯，为了执行将该国变为知识中心的计划，政府设立了教育和科学研究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接着，将其改组为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源部（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 and Human Resources），并于2010 年5 月再次将其改组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Ministry of Tertiary Education，Science，Research and Technology）。2008 年，肯尼亚成立了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过，据受访者称，这更多的是与政治联盟有关，而不是与政策协调有关。莫桑比克根据一项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于2000年成立了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但在2009年将其分解为单独的教育部和科学技术部。南非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不是教育领域实行了极为复杂的政策，最近设立了高等教育和培训部，把科学和高等教育明确地分开。在调查的国家和许多国际体系中，长期的问题是教育和科技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也就是布劳恩所说的消极协调），但合并它们似乎也不能保证积极的政策协调。

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方面，在三个成功的系统（Pillay，2010b）中，网络都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网络似乎比制度结构更强大；而在韩国，既有总理办公室领导下的正式协调机构，也有曾在首尔大学和海外（主要在美国）特定大学学习的学者和商界领袖网络。这些网络既具政治性，又富成效性，而且促进了大学和政府在项目和新举措中的合作。

参加研究的八个非洲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有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联系大学与政府的机制结构或平台，尽管不一定能进行有效的协调（见文本框3）。我们在非洲国家样本中观察到的是大学和政府领导之间的紧密联系，尽管它似乎更倾向于政治性而不是生产性。可以说，这两者实际上太接近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政策不稳定的情况，这意味着当政府发生政治领导人变动时，它既影响到政府部门，也影响到大学。上述莫桑比克的政策倒退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变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作为对薄弱部委的回应，并按照国际最佳做法，几乎所有的抽样国家都设立了高等教育理事会或第三级教育理事会。这些理事会的资源比国家各部委的资源更充足，并且离直接的部长级会议更远。这些机构比传统部委更有能力发挥协调作用。然而，这些相对较新的组织都在经历着某种形式的角色重组。大多数此类机构都是作为质量认证机构开始的，例如，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它们越来越多地承担从系统规划到领导能力建设的多种角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进行资金分配。

文本框3

知识政策和活动的协调

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规划相关联

在这八个非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规划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在毛里求斯，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存在着确保经济发展和教育规划之间高度关联的非正式结构。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源部与财政和经济赋权部之间的密切合作证明了这一点。

南非存在协调经济和教育政策的体制结构，如总统政策司（President's Policy Unit）和2009年底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诸如《南非人力资源开发战略》（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outh Africa）、《南非加速共同增长倡议》（Accelerated and Shared Growth Initiative for South Africa）和《工业政策行动计划》（Industrial Policy Action Plan）等政策文件也强调了这两个部门之间协调的必要性。此外，高等教育机构资助政策鼓励院校培养更多的博士并奖励同行评议的论文。

在肯尼亚，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与总统办公室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总统办公室负责设计和执行国家的主要政策文件，即《肯尼亚2030年愿景》（Kenya Vision，2030）。然而，没有证据显示肯尼亚有细致的经济和教育规划。

高等教育中政府机构的协调和共识的建立

在毛里求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高等教育委员会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有建立共识的迹象。然而，这似乎是间歇性的，而且是在没有专门的论坛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促进高等教育和培训部与大学的协调，在两者间建立共识，南非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论坛，即南非高等教育论坛。时任总统塔博·姆武耶卢瓦·姆贝基还成立了一个高等教育工作组，主要负责评估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在肯尼亚，有一些证据表明政府、大学和捐助者在高等教育目标和执行方面进行了非正式合作。

连接大学和政府的机构：国家理事会

这八个国家都有管理机构（称为高等教育理事会／协会或第三级教育理事会／协会），它们促成了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些机构的效力在其监管和其他职能方面各不相同。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对其管理机构，即国家高等教育理事会和大学委员会的有效性做出评论。在乌干达，国家高等教育理事会似乎正在规范公立大学，并进行适当的研究。在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理事会似乎在决策和管理方面具有相对影响力。在加纳和毛里求斯，理事会在院校筹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肯尼亚，委员会在对公立大学的作用和责任方面似乎能力相对较弱，但在私立大学方面似乎发挥了更适当的作用。在南非，高等教育理事会既要发挥教育部的咨询政策作用，又要发挥资格监管机构的作用。然而，实际上，最活跃的作用是后者。

研究发现

◎在国家层面，大多数国家开展了大量的协调活动，包括从论坛到集群以及国家部委的重组。然而，这些都是不起作用的或是象征性的协调。

◎政府官员和大学领导之间当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似乎更倾向于政治关系。

◎所有国家都设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部分是为了弥补软弱的部委，并进行独立的认证和质量评估。在本研究执行的过程中，它们都在进行“角色重组”，且有可能成为协调和实施监测的关键角色。

执行情况

表7总结了八个国家和大学相关知识政策和活动实施指标的评级（这些指标的详细说明见附录C表C2）。

表7　知识政策和活动实施指标评级

在本研究中，南非是唯一具有指导能力、稳定的供资制度和可持续收入来源的国家。然而，它并没有看到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意味着指导主要是基于处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乌干达和莫桑比克似乎是国家层面能力问题最严重的两个系统，后者更是因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解散而失去了能力。

在许多国家，政府补贴制度不仅不稳定，而且打击了院校的创收行为，因为如果院校的第三方收入提高了，这些国家次年会减少对院校的政府补贴。

文本框4

知识政策和活动的实施

南非在三项执行指标上评价很高：引导高等教育转向经济发展的执行情况，各机构收入来源的平衡比率，以及供资的连贯性。南非采用院校资助模式，通过鼓励博士学习和出版来引导这一体系。大学资助体系在政府拨款、学费和机构自身收入上呈现多样化。最后，该国根据高等教育院校规划、政府预算限制和中期支出框架，提供了保持资金连贯性的良好模式。

加纳和肯尼亚在机构收入来源指标平衡比率上的评级较高。就加纳而言，有证据表明，该国试图进行筹资创新，并使机构筹资来源多样化。就前者而言，增值税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高等教育资本支出、学生贷款和研究。而后者，学生的学费相对于政府的资助正在上涨。肯尼亚（以及乌干达）制定了双轨学费计划，以应对国家供资下降的挑战。该计划极不公平，其为在中学毕业考试中取得最佳成绩的特定数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并向被录取的其他学生收取费用。造成这种不平等的部分原因在于，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人中，大多数也就读于国内最好的学校，而且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

大学层面的执行是指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类活动的激励措施、可得资金、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具体项目以及以经济为导向的研究活动有关的单位或机构（见文本框5）。(www.daowen.com)

在抽样的八所大学中，毛里求斯大学是唯一一所拥有若干具体部门和岗位并将自己的活动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大学。其大多数具体部门和岗位侧重于研究、创新和技术，以及支持中小企业。毛里求斯还十分重视基于工作的学习，并在其研究和创新小组中大力关注经济发展。

有趣的是，尽管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知识经济评分较低（见表1），但在实施评分中得分较高。该大学制定了被认为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长远目标，在八所大学中，来自政府和该大学本身的研究经费均最高。此外，该大学还采取了措施，将学生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并将经济发展重点纳入研究议程。

在其他大学，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活动部门、岗位或资金筹措的证据只能在它们自己的档案袋（specific pockets）中找到。

虽然许多大学（例如麦克雷雷大学）对学者从事研究有某种形式的激励，但没有一所大学激励其学术人员从事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研究或教学。在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有物质激励鼓励学者参与创新，但在资金或时间分配方面没有激励他们参与其他形式的活动（例如社区服务或外部联系）。该大学计划制定承认和奖励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活动的政策，并制定工作量政策，以确保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责任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文本框5

知识政策在大学层面的实施情况

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具体单位、筹资或岗位

多年来，毛里求斯大学设立了若干岗位和部门，以促进该机构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活动。

◎负责研究、咨询和创新的副校长专门办公室，负责管理金融机构，并为该机构的所有研究、创新和咨询活动提供设施和资金。

◎咨询和合同研究中心，协调大学与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所有咨询和合同研究。技术管理小组，在大学和外部公司之间进行联络，围绕研究合作和成果的商业化。

◎拥有多学科卓越中心的卓越园区，其目的是通过促进研究和发展来处理国家优先事项并把握机会。

◎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学支助网络，目的是根据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利用大学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改善。

将学生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具体项目

近年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为了应对经济变化和更广泛的商业环境，更加强调企业培训和小型企业的发展。该大学有一项创业政策，要求每个学生都接受创业培训。一些院系开设了单独的创业课程，另一些院系将创业培训纳入其主流课程。此外，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还推出了创业和企业发展专业的研究生文凭和硕士课程。

毛里求斯大学与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合作，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格兰—非洲高等教育伙伴关系项目（England-Africa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中获得一笔赠款，将基于工作的学习纳入本科课程，支持本科学生就业，以提高其就业能力。基于工作的学习部门（Work-based Learning Unit）确定并培训了来自工业界的导师，他们在学生工作安置期间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支持。这些导师还评估了学生的一系列能力，包括沟通、团队合作、改善自己的学习和表现、解决问题和工作与应用数字、信息技术。

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教学方案

2006年，南非教育部要求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确定五个学术增长学科，作为其2006—2010年学校运行计划和招生计划的一部分。大学查阅了广泛的国家政策文件和经济增长战略，确定了五个优先学科，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和商业发展，社区和保健发展及教育、文化和通信。

博茨瓦纳大学的战略规划强调了本科招生在学科层面的具体目标（根据2008年发表的《2016年招生预测报告》）。其2016年的本科招生学科目标如下：

◎商业和信息通信技术类学科招生比例为20%；

◎科学、工程和卫生科学类学科招生比例为30%；

◎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招生比例为31%；

◎教育类专业招生比例为19%。

更加注重经济的研究活动

博茨瓦纳大学根据现有的研究实力领域、国家研究重点、国际研究趋势和新出现的社会需求，确定了若干优先研究主题。博茨瓦纳大学研究议程将经济多样化和企业家精神主题中的经济发展作为直接重点，将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有关的其他主题作为间接重点。

麦克雷雷大学有一项院校研究议程，由大学及其研究人员、国家优先事项和外国捐助者的议程推动。乌干达政府的消除贫穷行动计划（Poverty Eradication Action Plan）为多学科研究议程提供了信息。注重经济发展是大多数主题所固有的，尽管这些主题间接反映着经济发展，例如：教育促进发展，粮食和营养，环境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适当技术、经济和生物技术等贯穿各领域的主题。

毛里求斯大学的《战略研究和创新框架》（Strateg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概述了研究和创新活动的若干优先项目。优先项目包括关注经济发展的项目，例如与毛里求斯科学和技术以及经济转型有关的项目，而其他项目则是间接优先项目，因为它们与健康和环境有关。

研究发现

◎在国家层面，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最薄弱环节是大多数国家的教育部没有指导工具或机制。

◎一些国家部委限制了院校开发第三方收入。

◎每所大学至少有一个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机构和一个或多个具体项目。问题是，在太多情况下，这些倡议是由个人推动的，而不是制度化的。此外，这些特殊的实施工作需要更好地联系起来。

◎尽管政策强调与发展活动有关的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重点主题），但很少有机构为此设立特别基金。除了传统的学术晋升制度之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