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我们使用了Gornitzka 等（2007：184）关于“公约”的定义：

公约是对大学持久的文化承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它自己有一套关于正确行事和规范信念的根本原则，这套根本原则也得到了其所嵌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验证。因此，公约不同于基于公共当局、有组织的外部团体、大学雇员和学生对期望值的战略般地持续计算的合同——此类合同基于自身利益的有用性定期监测和评估大学，并据此采取行动。

“公约”的主要行为者是国家、院校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我们假定大学、大学领导、政治当局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公约越强，大学就越能够对发展做出重大的、可持续的贡献。

我们的兴趣在于探讨围绕高等教育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八个非洲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达成公约的程度。制定公约的关键是达成协议或共识，即高等教育应该发挥作用，然后再讨论该作用包含哪些内容。为了调查公约的达成程度，我们试图解决以下问题：(www.daowen.com)

1.知识生产和大学在国家发展中是否起到作用？

2.相关国家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如何谈论和概念化大学的作用，他们是否存在分歧？

为了调查与公约相关的不同人员，我们收集并分析了系列文件和访谈数据。在国家层面，我们参考了国家愿景文件以及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规划、战略和政策文件，访谈了一系列国家利益相关者，如负责高等教育、财务或经济事务的部委代表，以及科学和技术部门的代表。在大学层面，我们审查了关键的院校文件，如战略计划和研究政策。我们采访了大学领导，包括副校长和／或荣誉副校长、研究和机构规划负责人、院系院长和中心主任，以及其他高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