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皮莱（Pillay，2010a）对文献的回顾所表明的那样，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此类研究的例子包括：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衡量高等教育参与率（即具有高等教育资格证书的人口比例）与全球、区域或地方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

◎衡量投资于高等教育的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回报率”研究（例如增加税收收入、储蓄和投资，以及创建一个更有生产力、更具创业精神的公民的社会）；

◎高等教育在为劳动力市场创造人力资本方面的作用（例如与技能匮乏、技能供不应求和个人流动有关的问题）；

◎关注高等教育机构如何为私营企业采用新技术做出贡献的研究，包括校企合作日益增多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包括所需毕业生的种类（例如终身学习、知识密集型工作的准备等）、开展研究的方式、政策启示，以及影响高等教育机构运作的监管框架。

从广义上讲，过去几十年来，有关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大量增多，但这方面的先前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表现在缺乏注重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之特征和动态的研究；缺乏促进或抑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发展的环境因素和院校因素的研究；缺乏非洲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缺乏同时考虑国家因素和院校因素的非洲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研究。(www.daowen.com)

本研究试图从高等教育研究、院校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领域提供的理论视角来解决这些研究的不足。这意味着在开发我们的分析模型时，我们不想遵循“非洲例外论”的方法。^[7]我们认为，为了理解非洲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首先必须将这些机构视为大学进行审查，以大学独特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Clark，1983）。此外，为了建立有效的分析框架，我们还纳入了一般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因此，我们模型的分析出发点是，与其他地方一样，非洲的每一所大学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条件受到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的影响：

◎大学、政治当局和整个社会之间公约的性质；

◎大学学术核心的属性、优势、规模、质量和可持续性；

◎大学在更宏大政策背景下的协调程度、执行效率和连通性。

反过来，这些也受到当地情况的影响，例如，国家的经济属性、政治和治理的传统和文化，以及院校特征，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松散耦合”特征及大学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国家政府、外国机构和工业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