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非洲的历史和具体情况使人们对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有了特别的理解。独立后，预计非洲的大学^[2]将成为其所在国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贡献者。高等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公务员和为公共职业发展人力资源。这是为了解决殖民主义下非洲地区的大学极度不发达的状况，以及非洲独立后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离开非洲殖民地导致非洲地区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

1960 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和所谓“十年发展”的开端。1962 年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非洲高等教育发展会议。十年后，即1972年7月，非洲大学协会在阿克拉举办了研讨会，主题是“大学在发展中的作用”（Yesufu，1973）。现在著名的《阿克拉宣言》强调了大学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的重要性，所有大学都必须是“发展大学”（引文同上）。有争议的是，研讨会参与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是大学不能单独留给学者，政府也应该承担引导大学发展方向的责任。^[3]

尽管许多非洲民族主义学者热情地支持“发展大学”的作用，认为它是他们与主导院校机构的外籍教授们竞争的优势，但又对它与外籍教授及一些“精于世故的”非洲学者联系在一起感到不舒服。这后一组人更乐于接受大学作为自治机构（即主要由学者管理）的传统模式，而传统模式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占主导地位。在非洲地区独立后的前二十年中，自治传统模式是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解放”政府^[4]与大学之间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即精英大学的作用是为新国家创造人力资本。

在促进大学发展方面，非洲各国政府有其言却少其行。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制定协调一致的发展模式。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地卷入内部权力斗争和外部政治事务中，如冷战以及世界银行等供资机构的事务。相反，“不要让大学独善其身”使政府成为干涉，而不是指导（Moja et al.，1996）。因此，大学成为争论的场所，部分争论围绕新国家的发展模式，部分争论围绕缺乏交付，其中包括对院校的资助不足。结果是许多政府、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学者对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即便不是质疑态度。这导致了一种观念，即高等教育是不必要的“奢侈辅助”^[5]，因为很难看出大学对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长期的经济危机和高等教育的高成本导致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银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以教育研究投资回报率为基础（Psacharopoulos et al.，1986）的结论，非洲的发展努力应重新集中于初级教育。非洲人均高等教育支出急剧下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每个大学生的公共开支从1980 年的6800 美元下降到2002 年的1200 美元，惊人地下降了82%，而在33个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非洲国家，平均公共开支只有981美元。

与中国和印度在发展战略中同时强调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做法不同，世界银行在非洲的战略起到了使大学脱离发展的作用。此外，世界银行促成了对非洲国家及其可持续发展潜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发展政策。忽视高等教育，导致研究中心、医学院、农业中心、电信和技术开发、商业培训中心、职业学校和高等教育部门与非洲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分离。^[6]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开始呼吁振兴非洲大学，并将高等教育与发展联系起来（Sawyerr，2004）。世界银行自身在其开创性论文《大学系统：新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的支持下，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和世界发展中的作用（Castells，1991）。随后，世界银行赞助的研究强化了以上立场，如Bloom等（200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洲高等教育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非洲开发银行（Kamara，Nyende，2007）和世界银行的后续研究也产生了其他证据。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大力宣传大学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性（Bloom et al.，2006：2）：

大学必须成为新世纪非洲发展的主要工具。大学可以提供帮助非洲发展的专门知识；它们可以加强对非洲问题的分析；加强国内机构；作为实行善政、解决冲突和尊重人权的示范环境，并使非洲学者能够在全球学者群体中发挥积极作用。(www.daowen.com)

这一雄心勃勃的高等教育主张在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会议的筹备会上得到一些非洲教育部长的认可。MacGregor（2009b）报告说，部长们“呼吁改进对大学的资助并设立支助基金，以加强关键领域的培训和研究”。

虽然上述发言清楚地表明高等教育在发展中起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说明这一作用具体是什么。在“发展工具”的概念中似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直接的、工具性的或“服务性”的作用；另一种是以加强知识产出和大学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为基础的“发展引擎”作用。

工具主义的作用可以说是两种非洲高等教育发展观念中最主要的一种。例如，外国捐助者和振兴大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在许多情况下是以以下假设为基础的：大学是“专业知识的储存库”，应将其应用于解决紧迫的发展问题，如减少贫穷和普及教育。

非洲大学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这种思想在学术界本身也很强烈，特别是在某些后殖民时期。“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报道，在2010 年4月的英联邦大学协会会议（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Conference）中，有人指出：“大学必须是‘城堡而不是孤岛’，如果要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就要捍卫周围的社区而不是内向型目标（MacGregor，Makoni，2010），大学必须‘更直接地将它们的活动定位于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acGregor，2010）。”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Southern African Regional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比玉斯·科特查（Piyushi Kotecha）认为，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对个人发展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相比以往任何时候，在政府无法承担增长和发展责任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被期待承担起增长和发展的责任”（引文同上）。

这种直接的工具主义概念假定大学拥有可能在业余时间积累起来的（过剩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能直接或以合作关系的方式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贫困、疾病以及私营企业或公司的竞争等问题。

安南的“发展工具”理念中嵌入的高等教育的第二个角色是卡斯特尔（Castells）的“发展引擎”概念，它已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中许多国家的主导话语。Castells（2009）将这一概念描述如下：

在当前全球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因此，如果没有由大学、私营部门、公共研究中心和外部资金组成的，至少具有一定水平的国家研究体系，任何国家，即使是最小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参与全球知识经济。

最近，有人呼吁将这种高等教育纳入发展。例如，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非洲科学家卡莱斯图斯·祖玛（Calestous Juma）通过联合国科学、技术和创新千年项目工作组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在以科学为主导的发展中的作用（Juma，Yee-Cheong，2005）。此外，2003 年11 月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NEPAD）和非洲联盟的支持下成立的非洲科学和技术部长理事会（African Ministerial Counci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MCOST）为制定政策和确定非洲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促进发展的优先事项建立了高级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