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现代复兴进程，逐渐由“亚洲之中国”转变为“世界之中国”。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在越来越广大之领域与世界的前途连接在了一起。为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未来做出新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当以更开阔之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文明，努力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展开对话与合作。为此，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做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而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正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国家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的主张并进而为21 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的必要努力。^[2]

在此过程中，“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将为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拓展出某种既秉承传统又融通现代、既有中华个性精神又融通人类普遍知识的中华学术新品质、新境界与新气度。

一、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新边疆”的拓展

学术研究与时代环境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总在某种或隐或现的形态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过程。古人主张“知人论世”^[3]，认为要知晓其人所论所思为何如此，要理解其人治学求知之特点个性，不能不考察、辨析他的生活时代，不能不联系他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环境。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此，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亦如此。

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之成长与变革进程，便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因为20世纪中华文明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任务的紧迫和艰难，更因中华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影响，中国学术过去百年的成长过程，始终紧紧围绕着、服务于中华文明复兴与发展的当下急迫之需。摆脱落后、追求先进的时代使命，使得现代中国学术的目光多紧盯那先进于我之国家民族。于是，“西洋学术”“欧美文化”，乃至“东洋维新”“俄苏革命”，都曾以不同之方式，进入中国学术核心地带，成为过去百年中国学人热情关注、努力移植、潜心研究之重心与焦点，各种形式的“言必称希腊”成为中国学术一时之现象，也便自有其合理之时代要求与存在缘由。而在此背景下，对于遥远他乡那些看似与国家当下之复兴大业、复兴命题关涉不大或联系不紧的学问领域，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甚至尤有过之的不发达国家、弱小民族的研究或学问，人们便一直关注不多，问津甚少。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非洲大陆这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类文明世界，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世界中的一块“遥远边疆”，一片“清冷边地”。偶尔，会有探险者、好奇者、过路者进入其间，于其风光景致窥得一角，但终因天遥地远，梁河相隔而舟渡难寻，直至今日，非洲研究这一领域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总体上还是一个具有“化外之地”色彩的知识领域，一块要靠人们发挥想象力去揣想的遥远他乡。

在西方学术界，非洲研究却已经有百多年的经营历史了，如果加上早期殖民时代探险者、传教士留下的那些并不甚专业的探险游记、传教回忆录，西方对非洲大陆的认知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三四百年前。在这个过程中，非洲研究在塑造西方现代学术形态、培植西方现代学术气质方面，均扮演过某种特殊的角色。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直到今日，在非洲大陆各地，依然时常可以见到西方学者潜心考察、调研与研究的踪迹。

不过，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采用更加独立、更加全面也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之如何建立更为平衡、多元的交往合作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过去三十年，中非合作关系之丰富实践及这一关系所彰显的时代变革意义，使得非洲在中国学人眼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重大转变，非洲研究不仅得到重视和加强，而且学人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也超出了以往那种浅层与务实、只着眼于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局限，开始向着探究人类文明之多元结构与多维走向，向着探究一切社会科学深切关心的本质性命题的方向拓展延伸。渐渐地，人们发现，非洲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片“新边疆”，一块辽阔广大、有无数矿藏和处女地等待新来者开拓的沃土。

我们说，中华民族历来有关注天下、往来四海之开放传统，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情怀。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建立接触和交往，由此扩展着自己的视野，丰富着自身的形态，并从中获得更新发展之动力。这种努力自进入近代以来，尤为强烈与明显。虽然因时代条件之制约，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学术主要关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或国家，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也开始与遥远的非洲大陆建立日益紧密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非洲研究日益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昭示时代变革的象征意义的，它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在回归和继承优良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日益面向全球与未来，日益拥有了新的自由与自主、自信与自觉的精神气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在那遥远闭塞的非洲内陆的某个村庄，在那湿热茂密的非洲雨林深处的某个偏僻小镇里，我们也能意外地发现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会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这远离中国的非洲边远村庄里做了多年的潜心研究，而他并不太多地考虑其研究与学问是否有他人认可的某种“价值”或“意义”，他只是做着纯粹基于个人学术旨趣、知识好奇心的田野考察和异域文化研究。那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中国学术的自主意识与现代品格获得了更大的成长。

从一个更长远的当代中国发展进程来看，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融为一体，而中国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强国地位的进程中，非洲研究这一“学术新边疆”之探测与开垦，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主体意识之觉醒、中国特色之形成等，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引领与增益作用。

二、当代中非交往之学术史意义

非洲文明是整个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数千年间，非洲有过非常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经历，文明形态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非洲人的天才创造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已经逐渐被世界所了解，尽管现在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总体上说，相对于西方对非洲文化、历史、艺术的认知，中国是一个晚到者。现代意义上的非洲学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尽管历史上中国与非洲也有过有限的联系、交往，现代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却是最近五十年才开始的，目前也还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就已经在拼命地吮吸非洲文明的乳汁，在享受非洲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珍品了。过去一百多年，非洲文化艺术曾给西方现代艺术带来特殊的活力，从不同方面刺激西方艺术家们的想象力，由此拓展了西方艺术新的发展空间，并使其风格再造，加速了西方现代艺术形态与范式的变革进程。

就非洲文化艺术自19世纪以来对西方影响之广度与深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在某些方面曾出现过“非洲化”现象，以至在今日的西方艺术与文化的世界中，处处渗透着来自非洲大陆的元素：非洲的音乐、非洲的舞蹈、非洲的节奏、非洲的风格。当然，那是一个经过了西方精心改造、重新编码、巧加利用的复杂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文化、非洲艺术的最初源头被隐去了，但如果我们做一番深入的研究辨析，就会发现，在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世界里，有许多被称为现代艺术伟大创造的风格样式，有许多被认为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化新领域的精神丰碑，包括毕加索、马蒂斯、高更等颇有影响力的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之风格、形式和灵魂，都曾有过对非洲文化与艺术的某种巧妙移植、借用、吸收。^[5]这种移植、借用与吸收，自然是拓展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领域，也给现代人类带来了特殊的艺术感受，它表明西方现代艺术家勇于创新、善于利用其他民族文化与思想智慧的传统，本身并无不可，值得今日之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学习、借鉴和反思。但问题在于，当现代西方已经在充分享受非洲人民的艺术创造与财富，当现代西方艺术因为从非洲艺术中获取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天才想象力与灵感而获得变革与发展的动力与智慧时，却又按照西方的艺术观念，以西方之艺术为尺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偏见，轻易断定非洲原始落后，妄称非洲没有历史与文化，便很不妥当了。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多年西方汲取非洲文明与艺术财富的过程中，西方也垄断了对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解释话语权。西方实际上是按其需要，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艺术观来解读和评价非洲的文明与艺术世界的。于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非洲文明与艺术，通常被贴上了一些武断而简单的标签，诸如“原始的”“史前的”“野蛮的”等。一百多年来，世界所认知的非洲文明与艺术，或者说，世界对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角度，其实是被西方设定好的，被西方人建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个“西方的非洲”“西方的非洲艺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包括整个东方世界，甚至非洲人自己）也往往是通过西方的眼光，按照西方人设定的标准或尺度，来理解、认知和评价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这一百多年来西方主导下的“非洲文明认知史”进程，其所建构的“非洲文明观”或“非洲艺术观”，其成就与不足、所得与所失，自然需要有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事实上，非洲艺术并不能用“原始”二字来形容，它只是更多地保持了人类对于艺术的最纯真的理解，更多地保持了人类因艺术而得以呈现的那种本真的天性，就此来说，欣赏非洲之艺术与文明，或许有助于我们回到人性的本原，回到人类最真实的心灵深处。我们当以一种敬意与温情，以一种平等的心态，重新来认知非洲人民的天才创造、巨大活力及对现代人类的特殊意义。

中华文化地处东亚大陆，在其漫长演进史中，它一直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和交往。在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与遥远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合作，对于中华古老文化在当代的复兴与发展，对于东方形态的中华文化在承续传统的过程中同时转变为日益具有开放性质和全球形态的世界性文化，是有某种特殊的实践意义和象征意义的。非洲大陆，那是一个中国民众过去并不熟悉的世界，一种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让中国人产生“异域文化”之鲜明对比与差异感的“他者”文化。唯其如此，与非洲大陆各国各族之文明往来，正有如激动人心之不同文明之碰撞，必有异彩之闪烁、奇葩之绽放，其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之时代形成更开阔之文化视野、更包容之文明胸襟、更多样之艺术欣赏力，当有特殊之增益作用。

今天，随着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全面发展，随着中非双方建立起直接的文明交流与合作关系，中国得以用自己的眼光来重新认知非洲，得以将自己古老悠久的文明与非洲鲜活本真的文明进行直接的比较交流，并将这两个大陆不同文明的交往及其前途联系起来进行展望。毫无疑问，这一外部交往与知识结构的历史性转折，将使我们能够超越迄今为止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非洲文明的认知框架与知识传统，得出崭新的、与历史发展和人类愿望更为相符的多元世界和文明交往的新图景。在这过程中，中国并不是要抛开其他文明的彼此认知，去做一个纯粹中国人眼中的非洲观察，也不是重新建构一个纯粹是中国视界下的“中国的非洲文明”，将非洲文明或文化仅仅做中国式的图解与诠释，更不是仅出于猎奇心理将非洲做夸张扭曲的渲染，而是既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独特眼光与感悟，更需要在一个更多元、更开阔的世界文明史和全球史背景下来重新认知非洲、感悟非洲。

三、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的特殊性质

非洲研究有一系列特殊的命题值得学者探寻深究。读者面前的“非洲研究文库”各个系列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围绕着当代非洲各个年轻国家成长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的。

当代非洲国家要实现发展，有许多共同的历史命题和任务需要解决。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的非洲国家都是从一个很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它们的现代国家发展进程的，这些非洲国家要由传统社会转变发展为现代国家，要实现现代经济增长而发展成一个富裕国家，较之当代世界各国而言，其面临的障碍更为巨大，路途更为漫长、更为艰辛。它们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固然不易，但立国强国则更为艰难。

总体上看，在前殖民地时代，非洲大多数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及成熟水平，还未达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在当时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往往只存在一些部族社会范畴的政治共同体，在少数地区则已形成过一些规模较小、结构松散且体制功能发育程度还较低的古代王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与稳定存在所必须要经历的政治发展阶段和一些必备的前提条件，诸如制度化了的国家体制结构的初步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或经济生活纽带的初步形成与建立，各个民族或部族虽然差异很大，但已有聚合在某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内长期共处而积淀下来的共同生活经历与习惯，一份富于凝聚力和整合力的经由以往漫长世纪而积淀下来的国民文化遗产——如对国家的认同忠诚、对政府及统治合法性的认可拥戴，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6]

当代非洲国家创立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的产生先于民族的形成，事先人为地构建起一个国家，再来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寻求必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基础。在西方，现代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与民族一体化发展所导致的结果。西方近代史上形成的国家，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民族与国家具有同构性和兼容性。在东方国家，内部往往都有较为复杂的民族结构和宗教文化背景，各民族也多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生活上的差异也是长期存在的，但是，这些有着多民族背景的国家，已经有久远的生存历史了。在这些国家内的各个民族，已有在同一个古代国家肌体内、在一个王权统治下，长期共处生存的历史经历与交往过程，相互间已形成程度不同的或紧或松、或强或弱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社会生活上的联系与依存关系，并且因为这种联系与依存关系的长期存在，逐渐在那些众多的民族间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国家观念意识与情感，一种对某个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实体的认同感。这种漫长历史上的共同经历与交往，使这些东方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上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近代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结构，即一种在民族关系、文化结构方面虽然多元却又一体的特殊格局。这些国家在多民族关系结构方面，往往还有一个占主导地位或支配地位的核心民族，比如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便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民族，汉文化由此也就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发生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成为维系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长期统一存在和连续性发展的核心文化，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殊的汉文化凝聚力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向心力。

当代非洲国家的创立，不同于东方许多古代国家那样是经过非殖民地化的完成而“重建”自己往昔的国家。非洲在非殖民地化之后建立的那一系列年轻国家，基本上不是“重建”，而是“新建”，基本上不是“恢复、再生”，而是“新立、创建”。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曾存在过，它们并不是以历史上原有的政治共同体为基础，通过古代政治的自然发展过程，比如说在古代那些文化共同体、古王国、部落酋长国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古代非洲那些本可能扩展成现代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比如在苏丹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古代政治与宗教文化共同体，那些古代王国与城邦国家，如古代努比亚文明或库施王国、芬吉王国、富尔王国，等等，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早已衰落瓦解。独立后非洲大陆新创立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按外部西方殖民者的利益所强加的、任意“肢解与分割”而成的殖民地框架建立的，它与当地原有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经济联系并无同构性。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那个庞大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群体中，非洲各新生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要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艰巨、困难，面临的发展命题也更加广泛、复杂。许多东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比如，社会之整合与民族一体化，国家政治制度之初步形成，统一而集权的官僚机构的建立及其功能、职能的分化与专门化，相对统一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某种同质结构的出现和广泛交往关系的建立，等等，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能否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使广大民众认可并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事业中来而共同走向现代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而这一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非洲各个年轻国家来说，都还相当的不发达，都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历史起点上，因而构成了这些国家在当代的发展进程中绕不过、躲不开的历史发展任务，成为这些国家必须付出时间、勇气，要经历种种希望与挫折才能走过的艰难发展阶段。

当代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起飞方面，而是集中体现在它的“国家构建与发展”“民族构建与发展”方面，表现在它的新型的“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方面。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各个年轻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分散的部族社会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过渡的不懈努力方面，在实现由传统封闭分割的部族文化向同质一体化的现代国民文化过渡转型的艰难追求方面，尽管历经曲折反复，但还是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成效。事实上，在今日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中，一种超越部族、地区、宗教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正在形成并被逐渐地认可。随着这种统一国家文化力量的成长，随着这种富于凝聚力的统一国民文化环境的形成，一些非洲国家已经逐渐有能力克服各自国家内部的分离内乱与冲突，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开始得到本国民众的认同。尽管这一成就在非洲各个国家所达到的水平和巩固的程度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发展成就做支持，这一国家政治发展与民族发展的成就不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而且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很不稳固的。

从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上看，20 世纪30—50 年代是非洲大陆由殖民地到主权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发展成就是获得了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地位，这是一切现代国家发展的前提；20 世纪60—90 年代是非洲由传统社会到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民文化构建”时期，发展成就表现为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和国民文化认同体系的成长。而21世纪的头二十年，非洲大陆将在上述两个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逐渐进入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为主题的新发展时期。非洲半个多世纪发展进程之三大步的推移，是一个合乎人类文明与国家形态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若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而真正理解、把握非洲之现状与未来，不得不有这样的视野和知识。尽管这一过程在非洲数十个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与成就并不平衡，有的较为成功，有的历经曲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反复有动荡，但这一过程总体上一直在向前推进着。

四、非洲发展研究与理论创新舞台

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在当代人类追求现代发展的努力中，非洲大陆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而特殊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非洲数十个年轻国家与民族现代发展这一复杂进程中，正深藏着人类现代发展问题之最终获得解决的希望。可以说，非洲发展问题解决之时，便是现代人类发展进程历经磨难、千曲百回而终成正果之时，而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不能不说是对人类之智慧、毅力、良知、合作精神与普世情怀的最大挑战和考验。

从全球发展的前景上看，非洲大陆面积约三千零六十万平方千米，比中国、美国、欧洲各国三部分加起来还要大。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上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上说，非洲大陆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商品消费市场等发展要素方面的规模与结构，它在未来可供拓展的发展潜力、增长空间，都会是具有全球性冲击力与影响力的。我们认为，虽然目前非洲大陆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但这块广阔大陆上有五十多个有待发展的国家，有十亿以上有待解决温饱、小康到富裕问题的人民，其现代发展进程一旦真正启动并走上快车道，其影响与意义必将超出非洲自身而成为21世纪另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人类发展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或许正可以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而非洲国家对此也有普遍的期待。在未来二十年里，如果中国能够与非洲国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政治上平等相待、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国际上相互支持”的全方位合作，促进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推进非洲大陆的脱贫减贫和发展进程，那将会大大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形象和道德高度，改善中国外交的整体环境，减轻中国外交的外部压力，使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恶意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黄祸论”不攻自破。

近年来，非洲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有着强烈的感受和认同，并因此而日益重视中非关系，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期待也随之上升。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开始提出非洲大陆的“第二次解放”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政治解放，建立了数十个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几十年来，非洲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目前在国际上还处于依附与从属的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才会有非洲的真正“解放”。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模式，给了非洲新的启发和思考，非洲应该有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战略与模式。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提出，与中国乃至亚洲新兴国家的合作，或许可以为非洲的“第二次解放”带来新的机会，也可能是非洲再不可错过的机会。对于非洲大陆正在酝酿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放眼长远，审慎把握，顺势而为。我们认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从外部国际环境方面有效延伸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拓展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所必需的外部发展空间，并在复杂变动着的国际格局下继续实施和优化“走出去”战略。

事实上，在当今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发展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最终解决，与其说是非洲自身的问题，毋宁说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富于理论探索勇气与实践创新精神的人来说，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践上的尝试，无论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层面上看，还是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的层面上看，都会是充满挑战性与刺激性的，其中必然会有孕育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机会。(www.daowen.com)

在这个巨大的理论、知识、实践的创新空间与机会面前，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能够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吗？能够在这个关于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有一席之地甚至更多的发言权吗？

过去三十年，中国因自身的艰苦努力，因自身的文明结构中一些积极因素的作用，因比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而成为发展最快、受益最多的国家，而相形之下，非洲大陆却似乎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地区，成为发展进程最为缓慢的地区之一。虽然从一个长远的进程来看，非洲未必就一定是现代发展的失败者，非洲过去三十年也有许多进步，而中国本身也还远未达到可以轻言现代化大功告成而沾沾自喜之界。但是不管怎样，在认知非洲之文化与文明，在探求非洲之现代发展进程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方面，西方确实一度走在了中国前面，今日的中国应该在此领域有自己的新的思考与探寻。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远在古代，在自身文明的视域以内，中国人就建立了古人称为“天下”的世界情怀，建立起了具有普世色彩的“大同”理想，其中的宽广与远大，在根本上支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今日，肩负新的历史重任的中国当代学者，更应该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普世理想，发展起来的中国应该对世界对人类有所贡献。我们想表述的是，中国学术之未来，应该有一个更开阔的全球眼光，一个更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品格，关注的视野应该更全面一些，胸襟与气度更开阔一些，以此来努力锻造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世界性大国的现代学术品格与敞朗境界，以一种更具学术单纯性与普世性的情怀，涉足、关怀、问鼎一切挑战人类思想险滩、攀越智慧险峰的领域，即便它与我们当下之生活、眼前之发展目标似乎相距甚远，也当远涉重洋、努力求之。^[7]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年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子向着那“遥远而清冷”之非洲研究学术领域探寻，去拓展出日见广大之中国学术“新边疆”，以中华文明之慧眼识得异域之风光，拾回他乡之珍珠，用以丰富现代中国之学术殿堂。

五、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的全球胸襟

一百年前，梁启超在谈到中华与世界之关系时，也曾就中国文明演进之历史形态有一个“三段论”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中华文明由上古之时迄于秦统一王朝建立之三千年，为“中国之中国”时期。在此阶段，中国文明之存在，尚限于中华之本土，为自生自长之中华文明。由秦汉及于18世纪末期乾隆末年之两千年，是为“亚洲之中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文明之存在范围已扩展出中华本土，开始将其影响逐渐波及周边之亚洲各地，成为“亚洲之中国”。而清代乾隆末年之后，中国则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大变革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向着“世界之中华”的第三期转变。^[8]当时，梁启超曾把这一外力推动下的变革称为中华文明“千古未有之变局”。基于此种对中华与世界关系走向的总体认识，将此古老之中华民族改造为具有世界眼光、对人类命运有所担当的“世界公民”，也成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的梦想。^[9]

百年过去，梁启超的梦想似乎正在一天天地成为现实。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中华文明在承继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背景下，也进入一个面向外部世界而转型重构的新阶段，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逐渐地成为一种“世界性之文明”。这是一个立根于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理性之传统品质而必然要向前推进的过程，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来自非洲的独特文明，对于遥远非洲的认知与了解，在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世界图景的构建过程中，正发挥一种特殊的增益作用。

我们说，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总体上是在东方世界演进的。国人的思维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总体上已是自成一统，成规成矩，如空气一般自我不觉却时时框定着国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影响着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近代以后，因西风东渐与欧式文明洗礼，国人多了一个认知世界的维度，国人的世界观与自我认识为之拓宽和改变。但西方帝国如此强势，相形落后了的中国，于救亡图存之中努力认知西方，移译西学，以为变法求强之路径。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可谓成效甚大，这一师法欧美的过程本身也便构成中国文明复兴与崛起过程之一侧影。不过，在此过程中，太过强势的西方文明几被国人理解成为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明，部分国人更以西式文明为现代文明之同义语，以西式文明之尺度为一切文明之尺度，其结果，是使国人之世界观念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中西二元”维度，向外部世界开放也就几乎成为向西方文明开放。在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中外文明”已经变成了“中西文明”，所谓进行“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其实是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总体上跳不出这种“中西对比”“不中即西”的二元思维结构与对比框架的束缚。

然而，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国与遥远非洲大陆现代关系的建立，以及这种关系在随后年代的不断发展与提升，让国人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受到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和非洲皆处于相对落后边缘之境地，其文化于世界之影响也呈弱势之态，但中非双方自主交往关系的建立，给了当代中国人另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一窗口即便尚小，却也透进了不同的景色。循着这小小窗口，国人得以意识到世界之大，远非中国和西方可包裹全部。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与遥远非洲文明的交往，中国人开始切实地感受到全球范围内那些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中国的人类多样性文明与历史形态的真实存在。通过日益增多的多元文明之间的直接交往和由此而来的认知世界的视角变换，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和现代性的认知，终于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及其偏颇，而开始呈现出新的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也更加均衡的认知取向。事实上，今日之破除“中西二元”史观，与近代早期中华先贤“睁眼看世界”而摈弃夷夏之辨和“天朝中心”之传统史地观念，进而树立五大洲四大洋之新世界史地观，在某种意义上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正是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意义所在。

六、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路径与取向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极为广阔之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并存的文明，一个由内地汉民族和边疆各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古老大国，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始终以一种包容、持中、理性的文明观念，兼容并包地综合汲取国内数十个民族之文化财富和思想智慧。这一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其漫长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富于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感召力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关系结构，一种在多元而差异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维持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的政治智慧和国家传统，这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笔珍贵历史财富。^[10]

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这一古老传统依然有其独特之价值和意义。在相互依存之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享繁荣与太平。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世界性大国，今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之最终完成，其内在的方面，需以中华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为基础，而其外在的方面，则需要以开阔之胸襟和多维之眼光，在与东西南北之世界多元文明交流汇合的过程中，锻造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之时代与世界上所有民族共生共存的能力和品质。

从世界文明和全球历史的时空结构上看，推进古老的中华文明、原生的非洲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这三大文明体系之交流和结合，实有助于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超越和现代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三角支柱，一个开阔的三维空间。因为这三大文明形态，中华的、西方的、非洲的，各有其独特之历史背景和发展形态，各有其优长之文化魅力和精神品质，它们提供了最具互补性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形态。这三大文明之交融互动，正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更平衡、更全面的精神形态和文化模式，使当代中华文明在复兴与崛起过程中，得以在天、地、人的不同层面上，在科学、艺术、自然的不同维度上，实现更好的综合和平衡。^[11]

今天，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沧桑磨难后，非洲文明依然保持着它的个性和活力，依然作为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们怎样地轻视非洲，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将非洲边缘化，但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非洲，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因失去许多的奇异光彩与生命激情而变得更单调乏味”^[12]。实际上，离开非洲文明的元素和贡献，现代世界文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对非洲文明能做何种欣赏，我们能否看重非洲文明的精神价值与生存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内心有着怎样的感知力，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包容度。虽然说从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上看，非洲常常被理解为原始的、落后的、不发达的，但从人类文明的本真意义上看，正是因为非洲文明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知道人类那不加修凿的本真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才得以感受到那让我们心灵自由起来的淳朴生命快乐是什么。非洲艺术的天然品质，非洲音乐的本真美感，都足以冲洗现代物质文明施加在我们心头的铅尘，都足以让我们那被现代都市文明压迫而扭曲的精神生命重新伸展开来。

时代环境的变革为中非合作关系跃上历史新高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与发展条件。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和思想维度，某种努力塑造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品质。^[13]

所谓“非洲情怀”，是想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明，认知非洲文化，理解非洲的意义，先得要在心中去除对非洲之偏见与轻视，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数千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特殊之贡献，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19 世纪中叶，魏源遥望非洲而告诉国人，非洲之“天文历算灵奇瑰杰，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此番情怀，足显中华贤哲于世界大势之开阔视野与历史情怀。对非洲人民和他们创造的历史文化，我们当怀有一份“敬意”与“温情”，一份“赏爱之情”与“关爱之意”。或许，有了此般非洲情怀，有了此般非洲情结，方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冷寂艰苦的领域有所坚持、有所深入，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实地研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去研究非洲，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而所谓“中国特色”，在于表明，今日中国对非洲之认知，自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站在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持中之传统，以中国独特之视角、立场与眼光，来重新理解、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系。这种立场，一方面需要了解和借鉴西方对非洲认知的成果，尊重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也不是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毕竟，作为中国人，若要懂得非洲文明，也必得对中华文明个性、对中国学术传统有一份足够的理解和掌握，知己知彼，并有所比较，看出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之何异何同、共性与个性。而所谓“全球视野”，是说在今日之世界，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文明，还是认知中华文明，自然都不可只限于一隅之所、一孔之见，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也不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是应有更开阔的全人类之视野，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在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和普遍情感。

更为具体言之，中国的非洲认识和研究，或者说其“中国特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服务于并产生于国家和人民之间了解交往的一般知识，如非洲的自然地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文化、风土与人情及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等一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为现实的中非合作与交流服务的关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的专门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在“社会科学发展”一般意义上的非洲学术研究。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的知识属于感性的层面，它们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非洲认识是全世界的非洲认识的一部分；第二个层次则是时代的和专属的，它针对并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服务于中非合作发展的战略关系，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知识和科学层面上的，具有最为一般性、学术性、个体性的纯粹知识与思想形态的研究。加强这一部分的研究，正是当代中国文明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获得现代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克服百多年来引导同时也束缚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中西二元”思维惯性及相应的“古今中西”狭隘框架的现实途径，是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实现与他人平等对话交流所必需的知识平台。

当今时代，世界历史进程正进入一个新的大变革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非关系之发展，当代中非文明对话与合作事业的持续推进，必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与国际合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全球体系变革的深层意义上引导中国学人思考如何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推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世界史学及发展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诸学科的变革与创新。

【注释】

[1]此序文最初刊布于2008年首批出版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之系列著作，此次出版对文中个别文字做了修订。

[2]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5页。

[3]《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4]William Rubin.“Primitivism”in 20th Century Art：Affinity of Tribal and the Modern（Vol.1）.Museum of Modern Art，1984， p.241.

[5]Ibid， pp.125-179.

[6]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7]据说，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这样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

[9]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0]对于中华文明之多样性及中华文明区域结构下汉民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之互动问题的比较研究，是笔者从世界范围思考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交流合作的一个相关性维度，参见刘鸿武：《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发展》，《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刘鸿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系统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参见刘鸿武等：《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战略选择——非洲本土知识研究论纲（上、下）》，《西亚非洲》2008年第1—2期。

[12]W.Beby.African Music：A People’s Art.Lawrence Hill，1975， p.29.

[13]“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追求的治学风格与治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