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管理的社会属性，即作为人类特殊实践形式的管理总能体现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一属性，决定了其对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从属性。因此，企业文化必不能脱离所处时空内的社会文化背景。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文化。企业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组织。每个组织的文化都会因其背景、目的、成员及组成方式的差异而彼此不同。构成企业组织的个体在作为企业文化的主体的同时，还充当着社会的一员。他们进入企业后，除了把长久以来接收的民族文化带入企业外，由于其“社会人”的性质永不会改变，因此，他们仍将继续接受这些社会民族文化的洗礼。所以，企业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它受到社会民族文化的影响，它只能是根植于其所处特定时空内的民族企业文化。

（二）中国企业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四个共通原则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儒家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两千多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百折不挠，吐故纳新，从而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企业文化的变革作为一种新文化形态的产生，无法割断与儒家文化的联系。

1.原则之一：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性追求

企业文化首先要服从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小环境”，从而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当今社会物欲泛滥，利字当头，一方面破坏了人们日常活动的凝聚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补信任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迫切需要儒家的道德伦理加以制约。“仁爱”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这个概念。儒家认为，“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吕氏春秋·孝行》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富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由爱亲人开始，然后推广而爱别人，正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直指去爱物类，张载进一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第62页）人是我们的同胞，万物是我们的朋友，儒家正是在“仁”的目标下，通过爱人达到社会生态的平衡，通过爱物造成自然生态的平衡。这种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性追求中所蕴含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原则之二：价值原则(www.daowen.com)

企业文化作为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具体表现为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工作作风、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它为企业全体员工提供了共同的思想意识、信仰和日常行为准则，从而在文化层面结成一体，朝着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奋斗献身。因此，价值原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导向。儒家文化也十分重视价值原则。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善于理智地对待利的诱惑，做到“重义轻利”。他明确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只知道社会道义，而小人只知道富贵利禄。在《论语》中他还说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句话中的“德”和“刑”二字有“义”的含义。“土”和“惠”有“利”的意思。“义”代表“公”即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与规范，而“利”指“私”，即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孔子对君子和小人所作的义与利的划分，实际上已规定了君子即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针，指导人们选择何种行为规范和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人格，也表明了孔子以及后儒在义利之辩上的道义特色。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仍有重要意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如果把个人功利绝对比，把企业功利绝对化，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与外部的关系就难以协调、统一和谐。对企业来说，凝聚力、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严重削弱。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动力，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成长壮大的动力，没有任何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动力是完全依靠功利主义来建立和维持的。

3.现代企业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第三个共通原则是激励原则

激励是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发挥作用的。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固然取决于企业设备、技术水平，更取决于企业职工积极性的发挥。人是企业组织中的主体，设备、技术都需要人来发动、使用，因此，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激励能在满足职工个人需要的基础上将职工复杂多样的需要和动机统一起来，统一于企业发展的目标和需要，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儒家从“仁德”和法制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激励原则。孔子很注重富民，他不仅要求统治者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要求国家制定政令措施要注意“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雍也》）。用万物来养育广大人民。儒家不但讲求“王者富民”，而且“助民获利”，就是通过政治清平达到使民获利的目的，在《季氏将伐颛臾》一文中，孔子阐明了治国治家要“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对待邻邦要“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儒家的“利民”思想与马斯洛的需要等级理论是相通的。荀子把法看成治理国家的根本，他认为“法令行，风俗美”，并称法为“大宝”，“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荀子诂译》，杨柳桥著），把法视作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重要工具。这和企业文化的强化理论相吻合。强化理论就其基本形式讲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在今后是否会重复发生。也就是说只要控制行为后果，就可以控制和预测行为本身。计划经济时代重精神、轻物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又出现了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趋势。我们应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应用多种激励原则，奖惩分明，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4.企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第四个共通原则是信息沟通原则

儒家很讲究信息沟通谋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被封建历代统治者接纳并沿续两千多年，所有这些如离开信息沟通谋略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本人就是信息传播大师，他首创周游列国的传播形式，为他的“仁学”做宣传，并以古代文化典籍和三千弟子为传媒，将需要传播的信息无数倍地复制与增值。现代社会，企业知名度本身成了财富，“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更何况信息膨胀，公众已出现受传冷漠，为信息的传播增加了难度，注重企业的传名就更有必要了。儒家的传名传的是“仁爱”之名、“利民”之名。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为了富民孔子进一步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核心，以社会利益为导向，这就要求企业在传播自身形象时，坚持以顾客利益高于利润的原则，解决好传名和传实的关系，传名要确有其名，其次要做到名实相符，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