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经了泰勒把工人视为活机器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1900—1930），马斯洛侧重人的需要层次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1930—1960），以及异见纷呈，包括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经济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企业战略学派在内的管理丛林阶段（1960—1980）后，如今已进入到企业文化阶段的企业文化发展史之后，我更坚信，这些企业文化理论，都是从广义或狭义的不同角度，对企业的10年死婴率与40年的壮年夭折率的诊断。它揭示出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础，已经从只关心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等重自然科学，重视物，强调理性，关心定量指标，向重视人文社会科学，重视人，重视感情，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新方向转化。它使得经济管理不再是单纯的对经济人、社会人的物质性的制度性的严苛监控，而是变成了对文化人的精神引领和人的全面发展，变成了企业管理者对管理对象进行的双向互动的优化道德、行为与形象的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

只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入理解著名企业文化专家约翰·科特关于“未来十年的竞争主要是企业文化的竞争”的观点，以及与其观点相一致，提出21世纪的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的观点，担任院企业文化研究生导师组长的田丰博士所提出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从创业到发展过程中吸收社会文化，把社会文化中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人文精神融入到企业管理的理念和管理过程中，通过创业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一个企业的精神、共同的价值观和一套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句口号、一些活动或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而是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它是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中的某种理念，是贯彻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是体现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远景与未来。是企业凝聚力的积聚，是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见《新经济》2004年10月刊，261期）的深刻意义，正在于以企业文化形成的复杂精微的精神创新过程与保障机制，凸显出企业文化无以伦比的巨大精神作用。

也正是在这一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作用的企业文化定义中，党中央所大力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国学所内涵的历久弥新的深刻而巨大的精神影响力，才可能在中国企业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地体现出来；陈修和先生在《中国民企反思录》里所揭示的中国企业幼壮老灭的过程与经验，才可能在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市场商业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具有了鲜活的企业文化发展史的理论借鉴意义。(www.daowen.com)

大致说来，中国民企的发展阶段论，经过了建国初期（1949—1978）先发展后限制，公私合营的衰退期，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9）在争议中谨慎探索，阻力重重的曲折发展期，以及新世纪初期，十五大以后（2000—）至今的正名脱绑，大步前进，实力大增的快速发展期③。中国国企的同步发展阶段，则大致经过了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快速发展，文革受挫的成长期与衰退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改革，大胆探索，抓大放小的震荡期，以及新世纪以来，十五大以后的深化改革，稳步前进，资产流失，下岗分流，包袱较重，利益重分，消除民怨的调整期。从中国企业的失败教训看，有国外封锁，基础薄弱的不利的客观环境，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好大喜功的主观原因。从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看，则有抓住机遇：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积极加入WTO，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良好基础。这与中国企业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企业管理成功经验，一方面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和民族爱国精神，发挥企业的党委、团委、工会、妇联作用，发扬企业家的创业实干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发扬工人主人翁精神，积极建设企业文化，也是分不开的。

如今，与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股份制企业和普通公司相比，法制不够健全，处于初级社会主义市场阶段，偏于制造，缺少创造和品牌文化的中国企业的家族式、股份式的生产体制，还显得很不成熟。企业文化生态方面，中国企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与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日、韩、越、新、台港澳等十分相似，具有儒商讲信义，守合同，互惠互利的长处，注意节俭，但也有坐等商机的大国朝贡心态，低价恶性竞争，不守合同，先好后差，低碳节能差的现象。这与信奉基督教文化，具有商业精神、法制健全，帝国气概，霸气傲慢，技术主义，认真严谨，讲求法则法制，信守合同的的欧美高消费国家，与信奉伊斯兰教文化的沙特、伊朗等国的从容自得，法制制约少，重视宗教风俗与节日，先讲交情，后讲交易，随意性大的民族习惯，也大不一样。这些都是中国企业面对国际企业文化环境，面对WTO与经济全球化时所要正视与注意磨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