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含了有关内容，国内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长时间探讨。近日，读了天津商业大学吕明元教授的专著《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比较》），深感又为这种研究增添了一部富有理论价值、展示明显特色的著作。

一、《比较》顺应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与实践发展阶段的新需要

《比较》写作和出版于我国“十二五”发展时期之末，有着深厚的发展阶段背景。从发展实践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方式仍属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资源来拉动，长期受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困扰，面临着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的挑战。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直是我们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就被提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党中央在建议中确定，要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七大分析了新的形势，就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明确指出，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发展方式概念代替了增长方式概念，并针对重点内容提出了“三个转变”。在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之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紧密结合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挑战，在发展指导思想部分作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概括。这些都体现了指导实践的需要和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与几个发展时期相连，我国经济学界也就此掀起了多次研讨高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含义内容、主要途径等作出了深入研究，不断推进着理论的深化。

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使这方面的实践与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引起发展理念的变革，又涉及发展模式转型与路径创新，为理论界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比较》作者正是以此为己任，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模型研究及实证检验》，以其研究成果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宽研究视野，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独到的阐释，为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使该书具有了较好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比较》设计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与实践特色探讨的新思路

《比较》全书共有三篇十五章，在考察前人成果和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特色角度深化了理论探索。

1.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被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比较》的“基本理论篇”深入研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作用的机理，尝试将经济增长、要素效率和环保效益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

2.选择了典型个案作出实证分析(www.daowen.com)

《比较》的“实证分析篇”以天津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升级为案例，采用层次分解法和结构化这两种方法，使用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发展成果、资源环境支持四个方面的29个三级指标，对天津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作出量化性评价。作者还以保定等国家低碳试点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开展对产业结构的定量评价和比较。这些都丰富了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验与路径的认识。

3.强化了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比较》的“国际比较篇”选择了老牌发达国家美国、法国、日本和新兴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为典型，考察其战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经济增长、要素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对其产业结构软化、高级化与优化的特殊性及共性进行分析，探讨其过程、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而密切联系我国国情，在比较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借鉴其经验和做法。

三、《比较》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与实践深化研究的新见解

我国当前处于“十三五”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也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新定位。这里产生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关系的新问题。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显著特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条发展主线之间在结构性调整和推进体制改革方面直接相连，但是新阶段新定位也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更多新要求，给理论界吹响了新的进军号。

难能可贵的是，《比较》分析问题时已经注重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前提，没有局限于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情况分析，而是力求结合我国特殊国情，从制度安排、政策调控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入手，基于政府诱导性和市场内生性动力的共同作用机制，提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在考察国际经验启发与借鉴时也提出了一些较长时间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观点，如积极实现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理性对待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平衡“保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根据工业化各阶段的国情，以及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同具体阶段，制定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努力，对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参考意义。

当然，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包含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比较》等专门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著作需要进一步丰富分析和论证之处。相信作者会在今后的探索中提交出顺应新阶段新需要的更深入研究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著述。

（本文发表于《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