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实践背景。2005年6月，在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优先权。随后，浦东新区陆续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成立货币经纪公司、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改革试点项目。2006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相结合，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通过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改革与创新、设立东疆保税港区、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改革论证及其实践，并设计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与此同时，深圳经济特区也根据国家部署在为全国重大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探索经验，特别是推出了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综合改革。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也自行提出了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伴随这一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改革实践的进行，特别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理论探讨。最初作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的论文为《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随后陆续有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上海、天津、深圳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研讨会。^[2]综合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一是研究方向的针对性。多篇论文较早地专门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做出了明确系统的探讨。二是研究路径的实践性。由于区域性的改革试点涉及众多专门性和运作性问题，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在研究中必然要分析和回答众多实践课题。众多论文从我国体制改革实践的需要出发，论证了综合配套改革思路的必要性。有些论文还专门研究了某个领域或地区的改革思路。三是研究内容的高层性。许多专家学者站在较高层次思考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背景、内涵、特征、功能、建设目标、推进战略、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有的还建立了理论模型并作出分析。^[3]这标志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专题理论的层面。四是研究成果的阵地性。有些理论刊物单独开辟了针对性较强的专栏，^[4]为研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题提供了特色载体，已有成果也往往集中发表于这些专栏之中。上述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表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成为了21世纪初我国体制改革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课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