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进程看，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在理论上有着重要地位，不仅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最初思考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来源，指导和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我国学术界公认，虽然马克思用毕生经历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矛盾与发展趋势，但是也在这一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抽象掉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形式后揭示的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二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原则的预测。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成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经济发展路径和目标的思考。在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方面，马克思的论述包括生产力与分工、企业管理、资金积累、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劳动时间节约、科学技术应用、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他关于狭义和广义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贯穿其中，为许多原理提供了论证，乃至融为一体。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方面，马克思将经济发展方式区分为以规模扩大为特征的外延式和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内涵式，揭示了外延式发展是再生产的基础和起点，内涵式发展是再生产的必然趋势的原理，这就深化了社会实行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理论。他认为，未来理想社会要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2]，靠最小的消耗力量合理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物质变换，这只有依靠内涵经济发展方式，在大大提高科学技术应用和劳动效率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还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初步思考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从苏联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受当时国情与体制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长期采取了主要依靠不断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粗放型方式。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劳动力和财力不足、燃料和原料成本日益上升的情况，这种方式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日益明显的弊端，经济增速下降、劳动生产率递减，物质资源浪费严重，人民生活质量急剧下降。针对上述问题，苏联学者注重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考察扩大再生产方式的思想，提出并研讨了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如，有学者研究了集约化的内容，根据马克思关于“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23]的论述，把集约化看作是扩大再生产的一种形式，认为“向社会生产集约化过渡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它包括生产的集中，生产周期的缩短、单位生产基金生产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品技术水平和可靠程度的提高，产品劳动占用量和成本的降低以及国民经济中各种资源和其他因素更充分和综合的利用”^[24]。有些学者探讨了经济集约化的实质。一般认为，“集约化的实质就是提高效率和节省资源消耗，即节约和合理地利用原料资源，降低产品的劳动占用量、材料占用量和基金占用量”^[25]。有学者思考了集约化扩大再生产的类型。他们依据马克思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思想，结合实践，就集约化提出了基金密集型、基金节约型和中间型等分类，还争论了现实中如何实现经济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苏联由粗放型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型扩大再生产转变需经历两个阶段，即局部集约化阶段和全面集约化阶段。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已经为人们解决现实突出问题提供了启发和依据，学术界针对发展实践的具体思考也丰富了对马克思关于外延、内涵和粗放、集约扩大再生产方式思想的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www.daowen.com)

从中国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同样走上了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方式适应了经济落后的国情，顺应了迅速改变面貌的需要，但在实践中也开始暴露出自身存在的忽视生产率的缺点。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又把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钢产量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导致了资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为了总结这一教训，经济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初步研讨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的阐述，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也存在着这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予以划分。尽管讨论者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何划分两种方式存在着争论，但一般都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并且探讨了这两种方式的内涵，认为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数量，因劳动量的增加而扩大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扩大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在此基础上，专家们开始思考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忽视利用外延的因素扩大再生产，但是受一定时期投入生产的资源要素的限制，“内涵的因素，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26]。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长期以来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挖潜的发展做法及带来的问题，经济学界又展开了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的探讨，许多学者基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在探讨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时，主张并论证了我国经济发展途径应从外延式发展为主转向内涵式发展为主。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经济是必要的，特别是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而又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可以采取以外延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逐步把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27]针对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速度与效益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大起大落等问题，学术界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发展要变“数量型”为“质量型”、变“速度型”为“结构型”、变“消耗性”为“效率型”的可能性与途径。以此为基础，党和国家开始提出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在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就“九五”发展计划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时，经济学界再次就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方式思想作出了详细考察，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尽管当时没有使用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但事实已经表明，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的丰富思想是中国认清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型问题的思想源泉，当这一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结合时，就推动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诞生与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