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之所以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原因主要在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两个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使欧美市场的贸易结构也深受影响。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启动了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弥补了出口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导致了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已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这就要把调整需求结构放在首位，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适当控制投资，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由生存型阶段转向发展型阶段，需求结构也有明显的改变，使中国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经济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发展的不平衡、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同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不到位的矛盾等。由此看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内需不足上，这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打破制约内需扩大的障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不断增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侧重于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大，而现在不仅要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适度扩大，更要促进生产力在质上的提高，也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要促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更为困难、更为复杂，这个转变就需要通过改革来扫除原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呈现出的新特征表明，仅仅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不足以解决新形势下的经济结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十二五”时期虽明确提出了“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7]。但是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使得资源要素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环境成本难以转化为生产成本。(www.daowen.com)

同时，近几年社会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加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均呈拉大趋势。显然，需求管理政策已无助于结构优化与转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时这一政策的长期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并存在潜在的风险。在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借助基于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是防止经济短期内经济下滑过快，而未来几年能否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键在于能否扭转改革的不利局面，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由此，“十三五”规划确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这是新常态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本身成熟度升级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有效需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