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和谐思想同样源远流长。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柏拉图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提出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是“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就能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十九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撰写了《和谐经济论》，认为“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视野中，和谐来自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前途一片光明，分工得以扩大，财富得以积累，整个社会福利得以增进。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说明，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达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最佳理想状态，即“帕累托最优”。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甚至相信和谐社会只能在市场经济中达到——“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是混乱”。

但是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给迷信市场即和谐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沉重的打击，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战后繁荣之父”的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的政策被西方国家采纳，增进社会福利，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又使得凯恩斯主义丧失了统治地位，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学说风起云涌。(www.daowen.com)

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历史总体上看，在西方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学说都是带有综合性的学说，任何偏激的学派都不能成为主流。面对不同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在相信或不否认市场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的条件下，努力探寻维护经济和谐的理论与政策，试图找到克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的良方，从而使西方经济理论与社会经济和谐有了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