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明确事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些表述的背后蕴含了“钱由谁来出更合适”“钱由谁来花更合理”的问题。毫无疑问，城镇化的发展需要资金的保障。而税收政策具有引导和调控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城镇建设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城市病”的防治等，无不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所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财税改革的跟进。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能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都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城镇化建设中，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与地方由原来的模糊的事权共担转变为承担更加清晰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分类分层责权关系。^[14]当然，政府支出仍然占据主要部分，经济学规律显示，即使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城镇化也必须以政府的大额支出为基础。政府的钱主要源自税收，所以未来税费将会增加，要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税收征收范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革等。(www.daowen.com)

其次，加大地方投资。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未来的改革将包括投资的多元化，带动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由市场化需求判定谁来投资，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