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留重人教授因其学识（出任国际经济学学会会长和荣获几个名誉学位，包括哈佛大学迄今只授予两位日本人的学位）而备受尊崇，他不仅是日本本土公认的知识界主要领军人物和影响力量，在西方也凭借其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大量成果（尽管似乎不那么正统）而为许多人知晓。都留早期的研究成果包括其代表性的对魁奈《经济表》与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马克思《经济表》与“消费不足（包括某种哈罗德派）理论”的比较研究（两项研究分别完成于1942年和1953年），他1938年的论文《多布先生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在他还很年轻时专为其拥趸所写的文章《德尼·狄德罗和卡尔·马克思对话录》（1934年）。但与这些理论性文章同时问世的还有很多专著，它们不仅试图向西方世界，毋庸赘言也想向日本人解释日本的经济制度。本书不过是其中的最新成果罢了。

许多人可能对都留教授职业生涯中的一些经历一无所知。他的学术观点很受追捧，且都是他独立研究的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他常常引用魁奈的告诫：“我想说说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如果二者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就可达到完美的一致，但如果它们处于分离状态，就会经常发生争执。”其次，由于出身和婚姻的关系，他不仅有机会进入有些人所谓“权力的走廊”，因而见解尤为老辣精深，而且因持身中正，他更得以在日本信仰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阵营中持续发挥作用，同时与其他阵营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也不曾中断。第三，他文风独特——早早就成长为一个兼具智慧与独创能力又不失练达的学者和作家。他接受的正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但他作为理论家和政策分析家的职业生涯，却墓本是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日本开花结果。

都留出生于1912年，是名古屋一个有着工程师背景的实业家之子。1929—1930年，都留还是一名高中生时，便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反帝同盟”的政治活动，以抗议日本军方彼时尚处初级阶段的侵华行径。他因闹事遭到逮捕，并被拘留了几个月。之后，他被所在高中开除学籍，明智（尽管也很恼火）的父亲于是将他送往美国以完成学业。

都留在威斯康星州一所规模不大但师资优异的学院（劳伦斯）接受本科教育，暑期还会参加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补习班。那时，他主要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其于1932年首次见诸专业期刊的论文就是以“意义的意义”为研究问题。大三时，他转去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学位（1935年）和博士学位（194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他成了当时研究生精英中公认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这些精英包括保罗·A.萨缪尔森、理查德·M.古德温、罗伯特·布赖斯、罗伯特·特里芬、艾布拉姆·伯格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艾伦·斯威齐和保罗·斯威齐、沃尔夫冈·施托尔珀，以及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更不用说诸如埃弗塞·多马、詹姆斯·托宾、乔·S.贝恩和罗伯特·M.索洛这样的“小年轻们”了。

都留在二战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著作被认为别具原创性和重要性，其中一个代表便是《论再生产结构》——以附录形式出现在保罗·斯威齐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尽管写作时间要早于该书。作为都留十分感激的授业恩师，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一书中探讨了马克思与魁奈之间的关系，并就这个问题写道：“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都留重人所写（斯威齐论著的附录）中找到他想知道的一切。”其实，都留同时也是创办《科学与社会——一份马克思主义季刊》的几个领导者之一，并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麦克阿瑟当局的迫害。

都留生平的另一重要事件是他1939年6月与和田小六博士（后任东京工业大学校长）之女和田正子成婚。和田小六本人是原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胞弟，木户家族则是所谓“明治维新三杰”^[2]的后代。日本袭击珍珠港后，都留和他的妻子仍留在美国，直到几个月后被作为敌国侨民遣返，但这几个月却堪称都留在哈佛学术高产的一段时光——又是协助戈特弗里德·哈伯勒研究定量进口控制，又是协助瓦西里·里昂惕夫在探讨政府部门时进行投入—产出分析。

可以想见，鉴于都留的政治立场，他没有被日本政府直接起用，倒是与一所商科大学建立了一些联系，这所大学便是今天一桥大学的前身（他最后担任该大学校长）。1944年，都留应征入伍，成为日本陆军中一名二等步兵，但三个月后便退伍，转而受邀加入日本外务省。他在该省扮演什么角色无人知晓，他自己也很少提及。然而，有资料表明，他在1945年3月被派往苏联，返回东京的时间则是5月底，当时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美国对东京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火车在离终点站不远的地方停止了运行，他便在废墟中走完了最后几英里路程；奇迹啊奇迹，他居然发现，他的寓所（木户家族名下港区建筑群的一部分）除了书房被毁，几乎是周遭唯一幸免于难的。

都留妻子的伯父，即木户侯爵，曾煞费苦心地试图结束战争，这一点广为人知；鲜有人知的则是都留直接从亲历者那里掌握了止战活动的大部分信息，之所以这么说，部分是因为5月空袭后，侯爵便一直与都留同住。因此，从1944年到现在，都留差不多是在“鼻息可闻的距离”见证了日本所有的重大发展。美占期间，都留起初是从事盟军最高司令部经济科学局经济顾问的工作。之后，他又在片山哲首相领导的、短暂的社会党（联合）执政期间担任经济安定本部次官（1947年），时年35岁。他在经济安定本部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起草了《1947年经济白皮书》。

片山内阁倒台之后，都留重返一桥大学，并在那儿建立了著名的经济研究所。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都留指出了一种由美国实用主义演变而来的理念对其思想最终成熟所产生的影响。(www.daowen.com)

因此，他早年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呈现出浓厚的个人色彩，很少拘泥教条，后来便逐渐发展成一种混合的费边式，但同时也部分发展成对应用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只关心理论问题。在国民收入所有层面（包括外在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的衡量与福利导向国家的实际发展之间的关系领域，都留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密切关注。1985年，哈佛大学在授予都留名誉学位时称他是“最受尊敬的日本经济学家之一、日本环保运动的创始人”，可谓恰如其分。

都留著述颇丰。当他最后从一桥大学退休（1975年）并从其积累的著作中出版选编文集时，日文的有12卷，另有一卷是英文的，但仅从其大量英文论文中收录了三分之一。当然，这些作品之外还得加上最初系用英文出版的七本专著，以及他的澳大利亚戴厄森讲座系列和即将出版的意大利马蒂奥利讲座系列。

从一桥退休后，都留以编辑顾问身份加入了日本一家大报社——朝日新闻社，并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之后则是在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担任教授。1990年，他放弃教职，现任湘南国际村协会会长；该协会是为促进国际交流而新设的一个科学和文化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中。

如今，都留隶属声名显赫的日本学士院，是该院的一名院士。

马克·珀尔曼

【注释】

[1]本文作于本书英文初版时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

[2]即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