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田中角荣著，《日本列岛改造论》，东京：日刊工业新闻社，1972年，第218页。

2.同上，第124页和第115页。

3.相比1970年底每桶1.8美元的价格，这意味着原油价格上涨了5.47倍。

4.参见Phillis 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329-330.

5.在日本，人们习惯用“公害”一词来指称西方用五花八门的术语，如“pollution”“public nuisance”“immission”或“les pollutions et nuisance d'origine industrielle et urbaine”等所指涉的现象。“公害”的字面意义是“对公众造成的不适和损害”。它可以与英文中的“environmental disruption”（环境破坏）一词换用，墓于这一点，本书多使用“公害”一词，毕竟它短小精悍，用起来颇为方便。

6.参见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Asia's New Giant，p.906.

7.1960年至1970年，日本三大城市——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的人口从3738万变成4826万，增长了1000多万。

8.日本每一千人拥有小客车的数量从1959年的3.4辆上升到了1975年的154.0辆，及至1969年，每一千公顷平地所容纳的各种汽车的数量已超过1300辆，而相关数字在车辆密集度仅次于日本的西德仅为750辆。

9.足尾位于作为利根川主要支流之一的渡良濑川上游，距离东京正北方100公里、日光西南20公里。早在1610年，在该地就发现了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足尾铜矿在德川幕府的直接统治下，保持了长达250年的铜产最大供应地的地位。明治维新后，足尾铜矿被转给了一家私企，并从1877年起由古河市兵卫接手经营；在古河的无情管理之下，足尾铜矿变成了现代炼铜的主要中心之一。随着炼铜业的现代化及其蓬勃发展，势必会出现不利的溢出效应，首先（1880年左右）是对渡良濑川中鱼类的损害，接着（1888年后）又影响到全赖该河灌溉的稻谷收成，不久之后又对该河两岸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不利后果。

10.达克敦的问题固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方得到解决，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远迟于足尾案例发生的时间，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官员从一开始由David Lilienthal领导时，对环境问题的处理就表现出了对公民福利要求的强烈意识，这与日本官僚机构在对待足尾案例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11.日本政府环境厅：《1976年环境白皮书》（日文版），年刊，第513页。

12.参见高柳信一，《密歇根州环境法保护法》，《公害研究》，1971年夏，第1卷，第1期，第55—57页；亦见Joseph L.Sax and Roger L.Conner，“Michig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of 1970：A Progress Report，”Michigan Law Review，May 1972，Vol.70，No.6，pp.1003-1106。

13.F.J.Fisher，“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a，February 1957(pp.2-18)，p.3.(www.daowen.com)

14.1859年3月在布拉德福发表的演讲。参见J.Ruskin，The Two Paths，Smith and Elder，London，1859，pp.109-110。

15.在这一点上，E.F.Schumache的话是十分贴切的：“可以说，大自然总是知道于何处何时停止……所有自然物都有其衡量尺度——大小、速度或力量。结果，人类作为其中一分子的自然环境往往能够自我平衡、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但技术就不一样了……技术不承认自我限制原则——例如在大小、速度或力量方面。因此，它并不具备自我平衡、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的优点。在微妙的自然环境中，技术，尤其是现代社会的高新技术，发挥着类似异物的作用，所以现在有不少排斥它的迹象。”（E.F.Schumacher，Small is Beautiful，London：Blond&Briggs Ltd.，1973，pp.136-137.）

16.Ivan Illich的建议事实上走得更远：将运输费用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完全扣除。参见Illich Forum（ed.），Illich Speaks in Japan-Hopes for Mankind（in Japanese），Shinhyōronsha，Tokyo，1981，p.177.

17.参见The New York Times，1970年8月16日。这方面，人们不禁会想起一个世纪前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在其著述中说过的一段颇有洞见的话：“哲学家产生思想，诗人创作诗篇，传教士给人布道，教授撰写书刊，等等。罪犯制造罪恶。如果我们对后一种生产分支与整个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再深入一些，我们就能令自身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制造了罪行，也催生了刑法，并且还衍生了讲解刑法的教授，此外还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一教授将其讲授集结成册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兜售。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富的增长，而这完全不同于个人自娱——称职的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曾告诉我们，书刊的手稿会给原创者本人带来愉悦。罪犯甚至还催生了整个警察部门，以及刑事司法、巡官、法官、绞刑吏、陪审团等；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当，平等地构成了社会分工的许多分支，形成了人类心智方面的各种能力，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满足它们的新途径。单单刑讯就引发了最天才的机械发明，并使得许多令人尊敬的工匠参与这类器具的生产……罪犯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还可以详细列举。如果没有窃贼的存在，锁具会达到它们今时今日的精巧程度吗？倘若没有伪造者，纸币会实现如今这么完善的印刷工艺吗？……犯罪，以其不断翻新的侵犯他人财产方式，促成了新的防范手段的产生，就像罢工促成机器发明的推陈出新一样。”或许，能说出这段话出自何人的经济学家今天已寥寥无几。它出自K.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64，Vol.I，pp.375-376。

18.这里还有一段相关文字如下（R.F.Harrod，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Macmillan，London，1951，p.583）：“众所周知，我曾抱怨：从这片律师如过江之鲫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种种来看，当‘五月花’号从普利茅斯起航时，它一定载满了律师。大约三年前，我首次去华盛顿拜访摩根索先生，当时仅有我的秘书在身边陪同，结果他被财政部的小伙子好奇地问道：‘你们的律师呢？’当解释说我没有律师时，对方又反问道：‘那么谁来替你思考呢？’”

19.T.Veblen，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New York：Mentor Book，1904，p.120.

20.I.Fisher，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Macmillan，New York/London，1906.事实上，费雪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套理论体系，并以《资本是什么？》（What is capital？）为题公开发表（Economic Journal，1896年12月）。按照其子的说法，他的这套理论萌生于“1894年的夏天，当时他正驱车从劳特布伦嫩赶往采尔马特：‘我瞧着一条饮水槽的水流入流出正出神，突然意识到，区分资本和收入所需的墓本差异，究其实质，和槽中水与从中流入流出的水之间的差异没什么两样。’”参见I.N.Fisher，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Comet Press，1956，p.123。

21.K.Boulding，“Income or Welfar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7，1949-1950，pp.77-86.

22.N.Kaldor，An Expenditure Tax，Allen and Unwin，London，1955，pp.54-78.

23.A.C.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London：Macmillan，1932，p.36.。

24.J.S.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Impression，Longmans，Green and Co.Ltd，London，1926，p.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