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M.Keynes，Galton Lecture before the Eugenics Society in 1937，The Eugenics Review，April 1937，p.16；reproduced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xiv，“The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Pt.II，pp.124-133，Macmillan，St.Martin's Press，1973.

2.肯尼思·E.博尔丁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1984年1月30举行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发表的讲话，其讲话稿刊登于IHJ Bulletin第4卷第2期1984年春季部分（第1—7页），第6页。

3.用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N表示劳动力，K表示现有资本额，同时用下标数字表示时长，我们可以写成：

且β＝K1/Y1＝K0/Y0（暂定资本系数保持不变）那么，

或G＝x＋y＋xy＝x＋y（xy小到忽略不计）接下来，

或G＝α/β

4.参见The Scientific-Industrial Revolution，Model，Roland&Stone，New York，1957.原作者之前一直不详，但后来认为这本小书出自P.M.斯威齐之手。

5.Mitsubish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Mitsui-Mitsubishi-Sumitomo：Present Status of the Former Zaibatsu Enterprises，Tokyo，1955，p.19.比方说，大阪银行于1952年12月恢复使用原名“住友银行”；千代田银行于1953年7月用回原名“三菱银行”；帝国银行于1954年1月改回原名“三井银行”。

6.修改后的反垄断法于1953年9月1日生效。

7.参见政治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动态》第21期，1955年5月。

8.参见日本银行，《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日本和其他主要国家》（日英双语）。

9.参见经济安定本部，《经济白书：昭和27年度·年次经济报告》（日文），1952年，第39页。

10.“二木会”意即“每月第二个星期四的会议”。这种会议系为集团成员公司的私利而开，但它在公益方面偶尔起到的作用应该还是值得一提的。我在一桥大学当校长时，曾设法争取私营公司的捐款，好为本校图书馆购买珍稀的经济史丛书和文献《伯特·富兰克林文集》，而我要做的不过是在“二木会”露一次面，解释这套丛书的价值，最后，三井集团下属公司的近二十位总裁可以说是一次性向一桥大学捐赠了3亿日元。我有理由认为，我绝不是幸运的例外。(www.daowen.com)

11.参见Daniel I.Okimoto，Between MIT/and the Marke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9，pp.134-135.

12.这就是所谓的“新财阀”集团（如日产集团）得以崛起并投身当时诸如化工和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原因。

13.宫崎义一（《战后日本的企业集团》，第268—278页）详细分析了这一使“全布局”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进一步遵循的整合过程。

14.我明白，战后振兴日本资本主义的完整历程应当包括对工人阶级所起作用的论述，毕竟这种作用在任何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确实也是一个可以单独作为纵深研究对象的课题。但从当前任务出发，我认为这只是个次要问题，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前面有一章曾经提到战后初期劳动力供过于求，使资产阶级据得以维持相对劳方极为强势的议价权。诚然，激进的劳工事件时有发生。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会墓本上是企业的工会，工会成员普遍存在“株连有罪”的心理。甚至一旦劳资双方的冲突累积到濒临令人担心的摊牌局面时，劳方将最终意识到，其自身的福祉是与其雇主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挂钩的。比如，作为外国企业模仿的对象，日本所实行的“质量控制”管理只有通过工会成员的自愿配合才能成功。而日本劳资关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许多私营公司的总裁和高管都是本公司工会领导人出身。所以，战后日本工会的激进做法墓本局限在公营企业和政府机关这种缺乏市场激励的领域。

15.本段内容参考林信太郎博士^[3]回忆录，刊登于《经济学人周刊》，1976年6月8日，第82—89页。他曾在1961年初至1964年8月期间任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主抓轻型机械部门。

16.参见Takeshi Uno，Medium-term Prospect and Shift in Structure of Japanese Industries（in Japanese），The Industrial Bank of Japan，1976，p.4.

17.“Conflicts in National Economic Objectives，”Economic Journal，March 1971，pp.1-6.

18.前面说过，在缝纫机的促销阶段，出口报价实际上不及国内市场价格的一半。关于双重定价，还有一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处于自身发展关键阶段的钢铁产业。按照当时的惯例，该产业通过国内销售赚取丰厚的利润，一旦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便将产品以低于国内市场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往国外。这在化肥产品，尤其是硫酸铵的例子上表现得更加露骨；1959—1967年间，出口价和国内价的比值大致保持在75%左右，此后则降至1971年的39%。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年里，出口在硫酸铵总需求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一半左右，就当时来说，最大的买家是中国——一个难对付的交易对象。

19.Richard E.Caves，“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in Jagdish N.Bhagwati and Others(eds.)，Trade，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North Holland，1971，pp.403-442.

20.“Japan and World Economy”in 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eds.)，Asia's New Giant-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6，p.400.

21.同上，第401—402页。

22.Masahiro Takemoto，“Stabilization Policy in Japan and its Relations to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the Worl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Public Economics，Williamstown，Mass.，June 10，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