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像Herbert Feis和Percy Johnston这种曾在1948年3月随小威廉·H.德雷珀赴日审查占领当局经济政策的人，会有一种担忧：鉴于当时形势的不明朗，日本很可能无法沿着资本主义路线恢复其经济。这里尤其要说一下Johnston，他在我本人与和田博雄（两人都即将从社会党领导的片山哲内阁中辞去职务）都有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他的不安，大意是，如果盟国继续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也许会迫使日本认为，自己的未来只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2.该声明部分内容如下：“在盟军总司令部的监督下，日本政府必须筹备和执行能够使日本尽快实现自给的计划。这方面现已取得进展。虽则筹备和执行这类计划的主要责任在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但盟军最高司令部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日本政府及其人民能积极有效地履行该职责。”由于我们无法获知的原因，当时的日文新闻稿中删掉了这段话。

3.Robert A.Fearey，The Occupation of Japan-Second Phase：1948-1950.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50，p.65.

4.该报告节选发表于Newsweek，1947年12月1日，第36-38页。

5.引自T.Cohen，Remaking Japan，p.367，from 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Viking，1951，pp.328-329.

6.George Kennan，Memoirs，Little，Brown，Boston，1967，p.409.

7.参见对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所做声明，引自T.Cohen，Remaking Japan，p.371。

8.Howard Schonberger，“Ideologies of Reform and the Japanese Respons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Hosei University：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in World History，November 30，1983.

9.Robert A.Fearey，The Occupation of Japan，p.69.

10.同上，第70页。

11.同上，第75页。

12.Robert A.Scalapino，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Attemp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3.Cf.，in particular，p.396.

13.该指数系由占领当局经济科学局研究规划课会同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编制。我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14.1948年1月底，政府便已允诺支付这种“生活费补贴”，总额高达3.4亿日元。不过，在日本政府内部，大藏省和经济安定本部之间在发放该补贴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主张自3月1日起全国铁路客运费上涨150%，自2月15日起电信费上调200%，从而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后者主要以我为首，主张因通货膨胀自动增加却未列入原来预算的税收收入，用来支付这笔费用绰绰有余。最终，大藏省获胜，但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建议草案为左翼社会党人铃木茂三郎任主席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所拒绝，从而迫使片山哲辞职。日本政府内部的分歧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对那些想了解详情的读者，我建议参看我本人写于1948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财政民主化之路》，载于都留重人著《都留重人著作集》，讲谈社，东京，1976年，第7卷，第209—224页。也可参阁大藏省官房长渡边武所著《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66年，第87—99页。

15.Martin Bronfenbrenn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Economic Retrospect，＂in Grant K.Goodm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A Retrospective View，Lawrence，Kans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68，p.17.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的看法，其他失败之处是解散财阀计划和工会政策。

16.同上，第18页。1947年9月，詹姆斯·李·考夫曼刚从日本回国，便就占领当局的计划发表了一份指责性报告，其中提及占领当局人员过高的薪金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参见T.Cohen，Remaking Japan，p.367）。直到1949年秋季，盟军总司令部人员才失去在日本免费搭乘铁路、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特权，接着，当随后的冬季（1949—1950年），日本不再被划为“艰苦地区”时，他们进一步失去了10%的薪金差额。

17.参见Koichi Emi，Government Fisc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1868-1960，Tokyo，Kinokuniya Shoten，1963.

18.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制度化，所有来自国外的和预算方面的申请都必须通过一个新成立的全国性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商业部、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国务院和陆军部代表共同组成。

19.T.Cohen，Remaking Japan，p.419.

20.关于物价膨胀，上涨率从1948年前四个月的月均7%，下降到了中间四个月的5%，后又降至最后四个月的3%。工业生产活动指数则从1947年11月的55.6上升至1948年11月的83.0。参见T.Cohen，ibid.，p.522.

21.Orville MacDiarmid曾参与道奇与大藏省之间的大多数磋商，他在多年后表示：“我认为对道奇代表团成就功劳最大的……是池田先生。”（The Occupation of Japan Economic Policy and Reform，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Mac Arthur Memorial，April 13-15，1978，Mac Arthur Memorial，Norfolk，Virginia，p.68.）

22.T.Cohen，Remaking Japan，p.430.

23.参见渡边武，《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第209页。

24.特别账户收入由出售进口商品的日元收入构成，支出则由支付给出口商的日元构成。所以产生这种差额是因为前者根据“日元贵”汇率计算，后者根据“日元便宜”汇率计算。

25.F.M.Tamagna，“The Fixing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rch 1945.

26.同上，第63页。

27.G.Haberler，“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s after the Wa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45，pp.308-318.

28.Tamagna，“The Fixing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s，”p.69.

29.以战前平均数（1934—1936年）作为墓数100，194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58.5，农业生产指数为91.1，出口量指数为7，进口量指数为18，城市家庭消费指数为63.8。批发物价指数仍呈暴涨趋势，从1947年的48.2（1934—1936年为1）升至1948年的127.9，而后又升至1949年的208.8。

30.预算收入与支出的百分比，1946—1947年为58%，1947—1948年为88%，1948—1949年为92%；1949—1950年则因实行道奇主导的激进措施，提高至108.7%，预算盈余近10亿美元。(www.daowen.com)

31.京都大学的汐见三郎、一桥大学的井藤半弥，以及我本人。

32.M.布朗芬布伦纳与小菊喜一郎用英文著述的《舒普税制改革的后果》（The Aftermath of the Shoup Tax Reforms）对舒普税制改革作了最全面的评价，载于1957年9月和1957年12月出版的《国家税制期刊》（National Tax Journal）。日文文献方面，1983年由日本租税研究协会编写和出版的《舒普劝告及日本的税制》提供了十分中肯的概述。

33.如果我们以1947—1948财年的数字为例，预算估计的所得税收入如下：（1）193亿日元来自源泉纳税人，按月均薪金或工资1600日元计算；（2）492亿日元来自自行申报纳税人，按农民月均收入2000日元、其他业主月均收入5000日元计算。但截至1947年12月底，前者入库金额为154亿日元（占预计该类别总收入的5.4%）；后者入库金额为63亿日元（占预计该类别总收入的1.2%）。就这样，以开辟税源从而为承诺的34亿日元“生活费补贴”买单的问题为导火索，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前面的注释14也有提及）。事实显然是，大藏省在原来的预算数字中故意低估了来自自行申报纳税人的收入，与此同时，自行申报纳税人极不遵守法律，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

34.我在一篇题为《税法的公平及其适用上的公平》的文章里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载《都留重人著作集》第七卷，第225—234页。

35.复兴金融金库贷款额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按它1948年3月底在全部未清偿贷款中的百分比表示：煤炭业为70.6%，发电业为87.4%，造船业为65%；全部工业加总，则占23.3%（资料来源：《日本开发银行10年志》，1963年）。

36.参见T.Cohen，Remaking Japan，p.437.

37.同上，第441页。

38.在1949年的总选举中，社会党的直接投票得票数从1947年的720万张减少到了410万张；共产党从100万张增加到300万张，1947年时尚未成立的劳动者农民党，则为60万张。

39.《日本时报》，1949年1月26日。

40.特别参见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326—329页。另见金森久雄著《体验战后经济》，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第55—61页。

41.T.Cohen，Remaking Japan，p.440.

42.Frederick S.Dunn，Peace-Making and the Seulement with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54.

43.Robert Menzies，“The Pacific Settlement Seen from Australia，”Foreign Affairs，January 1952(pp.188-196)，p.190.

44.杜勒斯被任命为外交政策顾问时，似乎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当时有意派他负责与日本谈判和约的工作。但是，1950年5月18日，他被授权处理和约事宜。

45.参见F.S.Dunn，Peace-Making and the Settlement with Japan，pp.99-102，for more detail.

46.John Gunther，The Riddle of MacArthu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1，p.166.

47.The New York Times，June 26，1950.

48.参见John Foster Dulles，War or Peace，New York：Macmillan，1953，pp.5-16.

49.参见George R.PackardIII，Protest in Tokyo：The Security Treaty Crisis of 19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50.同上，第313页。

51.1978年8月，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但这并不是一项成熟的和约。至今^[2]，日本仍未同苏联签订和约。

52.例如，1950年4月29日在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上发表的“Peace Treaty with Japan”一文，显然是在讨论对日和约的美国和英联邦外长会议召开之前不久写的。

53.这是1951年4月23日他在日本国连协会演讲时所说的话。

54.虽然乔治·帕卡德三世在提及他们时表示“所有这些学者几乎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原理”（Packard，Protest in Tokyo，p.27），但该组织领导人，如安倍能成（学习院院长〉、仁科芳雄（科学研究所所长）、高木八尺（东京大学教授）、和辻哲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田清子（墓督教女子青年会干事）、桑原武夫（京都大学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却很难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55.参见Hadley Cantril（ed.），Tensions That Cause Wars，Urbana：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0.

56.其1950年1月声明摘要见Baron E.J.，Lewe Van Aduard，Japan：From Surrender to Peace，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54，p.149。更详细的英文版声明见Three Statements for World Peace，compiled by the editorial staff of Sekai，detached appendix of Sekai，April 1950；更完整的日文版本见《战争及和平9章》，《世界》杂志1962年9月号附录。

57.Dunn，Peace-Making and the Settlement with Japan，p.93.

58.信上所注日期是1942年11月12日。引自The Roosevelt Letters，edited by Elliot Roosevelt，George G.Harrap& Co.，Ltd，London，1949-1952，volume 3，p.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