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难免会让我们认为，就前面提到的“国家政策两大墓本支柱”——《和平宪法》与“恢复人权”政策而言，对前者的讨论会自然而然地引发我们对后者的思考。如何搞活日本混合经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将由随后的具体政策建议提供。以“尊重人”为导向的国家建构不仅将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即有一个“值得保卫的祖国”的意识，还将给潜在入侵者留下攻击日本毫无意义且不人道的印象。

更具体地说，在尊重人的墓础上建立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尊重人就必须尊重生命，所以必须保持并促进身体健康。而且，它还要与改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联系起来。此外，它要求重视目标多过手段，并珍惜那些市场无法定价的事物，如自然风光。尊重人同时也意味着重新思考人类劳动的本质。经济学家习惯将人类劳动与苦工等同起来，因而将其视为“无用功”或“负效用”。他们还将工资当作对这种“负效应”的补偿。但从尊重人的立场出发，工作不应该全是苦痛和汗水。要想生活得有意义，工作应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休闲其实是工作的补充而非对立面。一般说来，一个以尊重人为导向的国家应该会高度重视文化的价值。换言之，从现在起，日本迫切需要的是“改变价值观”，这在之前所引用前首相三木武夫的讲话中也有体现，即：“比强调经济效益的标准更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健康、幸福和美好的追求珍而重之的标准。”

一个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全面规划是如此浩大，势必要发动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因而它很可能无法一下子提到整个国家的日程上来。然而，明确规定改革的方向，并尽可能向前推进，这一点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能够做到的。为实现这些目标，我提出如下几条具体意见，作为日本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

（1）日本应制定重视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政策，作为该项政策的一部分，努力成为世界“医疗保健中心”，在更多致力于发展医疗技术的同时，对其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进行数量扩充和水平提升。

由于现在提供给日本民众的医疗服务仍存在相当大的改善空间，成为世界“医疗保健中心”这种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儿自以为是。改善日本国内的公共医疗服务固然十分紧要，但正如前面所建议的，可以在囊括整个世界的更为广泛的背景下，对这种改善进行规划。套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日本在医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以心脏手术为例，日本在这方面的医疗技术领先世界；许多对特别精细手术有需求的病人都选择从国外来到日本接受治疗。而且，日本女性擅长养育和照看的普遍特质相对护士行业的资质要求堪称完美。在国外教会所属慈善医院工作的修女，以其献身精神、谦恭有礼和敏感细致广受赞誉。但我觉得，日本护士对其职业的使命感是很强的，尽管日本护士目前的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日本要想成为世界“医疗保健中心”，医务人员及辅助医务人员的信心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此外，近期日本医疗设备的发展十分惊人。以许多国立医院使用的计算机断层成像分析仪（CT扫描仪）为例，那些可用于全身分析的型号售价仅为1亿日元左右——世界最低价。近期的新闻报道还提到一种用于诊断脑部肿瘤和中风的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扫描仪，由科学技术厅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研发。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日本应当集中精力在这种不断扩展的医疗设备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与其鼓励武器之类“致命器械”的出口和技术开发，我们不妨在医疗设备，即所谓“维生器械”领域中发挥开路先锋作用。

（2）围绕与上面第一点有关的一个主题，日本应当致力于在受众多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风景区（和温泉胜地）开发更多设施，以促进旅游和保健业发展。

日本幸运地占据了多种气候带，分布在日本国土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跨度内。同时，日本还拥有温泉和自然风景区，在那里可以感受四季的不同韵致。例如，濑户内海被法律规定为“应当留给后代子孙，并作为弥足珍贵的渔业资源宝库及日本国内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胜地，由公众平等享有的东西”。38它属于日本得天独厚的财富，很适合作为一个多方位的国家公园；或许我们应该说“过去是一种财富”，因为在战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在沿濑户内海海岸新造的陆地上兴建了许多工厂，以至该海域的海岸线现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人造的。这一国家公园所属地区还在短到难以置信的时间里配备了相当于法国和西德产能之和的粗钢生产设施，以及产能足以匹敌英国的炼油和石油化工设施。该地区深苦于赤潮和水岛原油泄漏之类事件所造成的破坏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在其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做出了“牺牲花园以扩大厨房”的选择。不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美丽的“花园”，可以作为度假区供人享受。和国外类似地方相比，不可否认，日本的度假胜地欠缺良好的设施，其粗陋往往过于明显，无法满足游客多变的需求。针对此背景的建议是，政府利用这一机会改变其墓本立场（就像上文前首相三木武夫所描述的那样），并制定具体政策，以使全世界人民都能去感受日本真正美好的一面。39

（3）日本应当竭尽全力推动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国际交流。

虽然没到众所周知的程度，但日本制造的乐器最近在欧洲风靡。1980年2月底，西德的法兰克福举办了一次乐器展销会，据当时发售的法国音乐杂志《唱片》（Disque）报道，“日本制造”占了法国电吉他市场的60%、合成乐器市场的85%和钢琴市场的34%。西德管弦乐队演奏家中也有不少人偏爱日本制造的圆号、小号、短笛和长号。演奏者们表示，这些乐器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日本制造商能认真听取音乐家的要求，且不曾间断地努力改善其乐器音色。40日本能为需要敏锐艺术触觉的音乐与声响世界做出这样的贡献是令人欣慰的。这里同样意味着出口“维生器械”而不是武器这种受欢迎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日本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文化活动令西方人驻足。陶瓷艺术就是一例。推动了日本陶瓷艺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伯纳德·利奇（1887—1979年）曾表示：“我这一生都在担任东西方之间的信使。我相信，当代人类文化两大分支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结合将成为人类团结和成熟的前奏。”对日常生活中一应有把手的器具均强调美感的日本文化传统，无疑应当握有通往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

不久前，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在一次关于政府政策的讲话中提及“国家导向从经济扩张转变为文化关切”，并强调了“随着21世纪的到来，本着该方向建构国家”的必要性。果真如此的话，他应该也会由衷赞同上面的建议。

（4）日本应当在增加对联合国大学援助方面迈开大步，使其成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教育、研究和技术创新中心。

日本向联合国大学提供的资金目前居世界首位。虽然这所大学的建立寄托着某种崇高理想，但其他大多数所谓的大国对这项事业并未表现出多少热情，而过去，日本由于环境使然，同样对这所大学采取略显冷淡的态度。因此，联合国大学是否能够达成预期的结果，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日本无须考虑各国资助配额的平衡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要做的应该是果断扩大其义务，通过振兴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来实现最初的崇高理想。

197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宣布其建立一个国际性联合国大学的计划时，点出了“三个难题领域”：（a）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尤其是如何采取决定性裁军举措、防止战争和冲突解决等问题；（b）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各国国民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扭转“贫困恶性循环”问题；（c）世界资源与技术问题，特别是，鉴于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促进最高价值，即促进那些与自然和人类有关的价值的手段，我们应如何将技术作为社会财富对待的问题。

上述问题今时今日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现有大学总体上并不能有效进行专注于这些问题的教育和研究。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大学墓本能够满足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既然这所大学现在就位于日本境内，这不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日本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应当抓住这次机会，加倍投资联合国大学的各项活动，而联合国大学在创校20年后，也总算可以在1991年拥有自己的独立建筑了，不过暂时还不具备与其至高地位相称的校园。

（5）按照政策优先级继续排序，日本应当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水平，从长远角度看，更重要的也许是加大其市场对第三世界国家制成品的开放力度，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定能在这些制成品上获得比较优势。

如今，日本防务开支占其GDP的百分比略微超过了1%，而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的相应百分比分别为6%、4.4%、3.5%和3%。41因此，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百分比相对较低。另一方面，1972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为国际经济合作设定了目标。这次会议将GNP的0.7%确定为一致同意的政府发展援助——所谓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42。该目标原本打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现。然而，截至1977年，日本实际完成的数量仅为GNP的0.21%。至于更近一些的年份，拿1988年来说，这一比例也才上升至0.32%，仍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下达的目标相去甚远43。日本固然应当快速实现该目标，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内容。其一，联合国的确有将42个国家规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并建议援助资金应优先分配给这些国家。单就这方面而言，日本的表现也是有问题的。1988年接受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前十个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孟加拉国和缅甸）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而且，日本以官方发展援助形式支持的许多项目都成了当地居民指责乃至抗议的对象，皆因它们卷入了与当地政客的阴暗交易，同时也没有让那些援助原本指向的人群真正受益44。

第三世界问题，即使仅限于经济方面，其牵涉之广也超出了大规模援助所能解决的范围。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建议而言，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适合在促进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方面起带头作用。几年前，一个调查发展问题的国际委员会，即著名的布兰特委员会，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题为《南北问题：一项关乎生存的计划》的报告。该报告包含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议（包括实施资源自动从富国向穷国转移的制度），但就日本政府是否在认真对待该报告这一问题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保护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积累多年的既得利益，已经有所行动，偶尔还会通过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口来控制这些国家。然而，从历史上看，第三世界人民墓本倾向于强烈抵制这类殖民主义政策。日本在海外不存在上述既得利益，则可以将其《和平宪法》作为政策墓础，积极配合第三世界这股历史潮流。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单方面将购买力从富国向贫国转移，无疑是迫切需要的。但从长远角度看，根本性措施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产品开放市场，而在不远的将来，后者定能在许多技术要求较低的制造业部门获得越来越多的比较优势。援助终究是暂时的解决办法，贸易才是长久之计。除非日本这样的国家不断放开对第三世界国家商品的进口限制，否则南北经济上的差距将长期得不到缩小。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印度著名经济学家V.K.R.V.拉奥被美国官员访问团问及：“我们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你们摆脱目前的僵局？”他一针见血地回应说：“别再给我们援助！”即使在短期内，南北之间贸易关系的动态调节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日本，它由于产业成熟期出现得比较晚，过去还有着克服海外出口市场准入门槛过高问题的痛苦经历，更应该第一个认同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并率先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模式调整其产业结构。

顺便提一下，日本因为“冷漠对待难民”，一直是国外指责的对象。当商讨印度尼西亚35万难民救济问题的联合国难民会议于1979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时，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不得不代表唯一未批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发达国家参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遂于同年10月递交了一份报告，一份令日本丢脸的报告，其中提及截至当时，各发达国家和地区接收中南半岛难民的数字：美国，130000人；法国，57000人；加拿大，25500人；中国香港，9300人；日本，仅62人。日本一度以相关省厅之间无法完成必要的协调工作这一似是而非的借口，迟迟不批准上述难民公约。最终，该公约自1982年1月1日起对日本生效。就这项人道主义任务而言，日本亟须追赶上世界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