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日本是大国吗？》的短文。在这篇文章开头，我讲述了一个我们在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

从前有个村庄，那里住着三兄弟：强壮、富裕和热心。起初，大哥强壮靠着一身的力气掌握了家庭大权。“强权即公理”是他的处事原则。然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强壮开始变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维持他的权威了。这时，二哥富裕已经攒下了钱财，于是建了不少仓库。换言之，美德的标准已从体力变成了财富。一天，村里发生了火灾，烧光了富裕的所有仓库。他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火灾之后，一场疫病蔓延开来。学过医的三弟热心可以很快辨别出这是哪一种疫病。接下来，他采取必要措施，挽救了村里很多人的性命。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假如你今天去参观那个村庄，你会看到热心的雕像屹立在村庄的中央。热心战胜了强壮和富裕。

我们的个人美德标准在人类历史上的变迁也大致遵循上述过程。不过，在国家声望的标准方面，我们可能还停留在“强壮”和“富裕”的时代。但我确信，国家标准总有一天也会改变。按照“强壮”的标准，日本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大国”。但按照富裕的标准，人们普遍认为，如今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大国”。而日本此后将走向何方，就是我们在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显著成就。从根本上说，日本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称之为“法人资本主义”，但尽管如此，按照我们上面的定义，它同样是一种混合经济。日本在1955年后实现了20年的超高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多方面的扶持和管理；市场失灵的补救措施也已成为公认的公共政策特征。但混合经济确实意味着各种社会动力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逐利动机，一方面是对社会福利的追求，二者时不时发生冲突。这就出现了搞活经济的主导原则问题。(www.daowen.com)

我们在说“搞活经济”时，往往会将它理解成GNP的高增长。但事实未必如此，这不仅可以从我们在第五章（第4节）关于福利内涵的讨论推断出来，从更前面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如下论述中也不难察觉：“声称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绝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停滞不前，几乎是毫无必要的。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会和以往一样大有发展余地，当大脑不再被谋生的手段完全占据，生活艺术将存在很大改善空间，而且它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会大得多。”30换言之，按照日本现有发达程度所处的富裕阶段，赋予社会经济进步以新的意义大有可能。事实上，早在高增长阶段之后的几年里，日本政府许多上层官员就已经开始谈论这种新定位了。比如，1972年7月至1974年11月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他所著《日本列岛改造论》（1972年）一书中写道：“我们正在进入‘人权复兴’的新时代，届时人类、太阳和绿地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让大城市与工业喧宾夺主。”再比如，1974年6月，时任环境厅长官、后来成为田中继任者的三木武夫在国会发表演讲，呼吁通过《自然保护宪章》，宣称：“本宪章可视作对我国国民，尤其是我们中那些在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担任管理职务的人的劝诫，促其彻底转变其价值观。至少，它设定了不同于那些仅强调经济效益之流的标准，表现出了对追求人类健康、幸福和美好的重视。”还有，1977年夏，曾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首相的福田赳夫在马尼拉演讲时也指出：（1）从历史上看，经济大国一直以来也是军事大国，但日本拒绝走强军道路，同时，日本选择放弃持有核武器，尽管日本不是不具备制造它们的技术能力；（2）这也许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但日本别无选择；（3）日本坚信，自身回馈世界的最佳方式是集中一切力量实现国内外的和平与繁荣，而不是诉诸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这些原则后来被称为“福田信条”。

上述主张有两大墓本主题。一个是田中所说的“恢复人权”，即尊重人本身作为社会和经济管理墓础的地位。另一个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日本《和平宪法》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

我们在这里无须质疑这三位相继上任的首相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贯彻各自倡导的政策。无论如何，事实是上述国家政策的两大墓本支柱与大多数日本民众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这些观点在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映。接下来，我们将秉着日本社会以“尊重人权”与《和平宪法》为墓础的政策导向，讨论与其未来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下面讨论的话题虽然超出了经济领域，但不经意间，对日本所期望的混合经济类型的特征也会具有一定的阐释作用。既然涉及未来，由于个人所持墓本立场的不同，这方面的见解可能存在分歧；而且，我必须提醒读者，本书剩下的部分相比前面的分析和论证，将更多呈现我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