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和马克思的上述考量均指出，市场导向型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其他经济组织体系，由于缺少较为合适的术语，后者姑且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其中，价值机制囿于为实现所追求社会目标而介入进来的各种管制手段，只能发挥有限作用。瓦西里·里昂惕夫曾巧妙地将混合经济比喻成一艘利用其帆（自利动机）捕风、凭借其舵（管制）引航的帆船。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的权威教科书则将混合经济定义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形式”，28因此，从社科角度，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它是一种生产方式。

现在，证明混合经济这一构想合理性的根本依据并不仅止于当今技术进步的影响。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屡见不鲜，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许多例子中，针对市场缺陷的纠错机制并不能消解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日本而言，这方面以我们在第五章（第3节）详述的环境破坏事件影响最为恶劣。但理论上，无法通过市场估值的价值客体的存在，如自然风光和野生物种的多样性，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价值标准也许带有主观性；但是，当一位住在某地区发展规划筹建区（鹿儿岛志布志市的沿海地区）附近的老妇人，在发表反对该项目的意见时声称“我宁愿在明净的天空下唆一粒酸梅，也不要在烟雾缭绕的空气里吃牛排”，人们却很难反驳。

就支持混合经济的观点而言，其更为重要的部分也许是利润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断变化的作用。传统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利润不仅是反映贡献程度的指标，更是其来源之一。甚至在今天，利润仍然是作为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第2节）中已经结合当今日本的法人资本主义进行了充分论证。但现在的问题是，利润是否还能被毫不含糊地视为“反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指标”。有一点被普遍认同：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要素供给是有好处的，可以赚取绝对利润作为故意或人为制造短缺的回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古典模型中，利润是对创新者或企业家暂时的超额回报；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到适当时候，它们会由于对手和模仿者的竞争而消失。不过，随着一种源自创新的利润逐渐消失，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开始出现；就这样，利润作为报酬源源不断地流向一拨拨成功的创新者，同时促成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寡占力量的大公司，能够通过维持垄断价格和包括严密保护产业诀窍在内的私藏独特创新技术等手段，持续获取超额利润。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已经成了衡量令他人不得分享生产力进步成果有多么成功的指标，而生产力进步本质上应当惠及所有人。混合经济想要解决这种情况固然不容易，但在混合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说法人资本主义下的内部净盈余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迫切需要的创新活动，莱斯特·瑟罗建立“一个法人投资委员会之类的全国性组织以使投资从我们的‘夕阳’产业改为流向我们的‘朝阳’产业”29的提议就变得非常靠谱了。

最后，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我们还得补充一点作为公认的混合经济特征，即政府在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管理以保证资源充分利用及制定墓本福利措施以照顾弱势群体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

（1）资本主义经历着一场趋向混合经济型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行进在与社会主义趋同的道路上。(www.daowen.com)

（2）这场转变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或生产力发展，由此催生了私人部门内部的计划体制。

（3）但市场失灵，尤其是外部不经济，影响往往极其恶劣，以至公权力干预必须被允许——混合经济的普遍特征。

（4）随着大公司寡占力量的加强，利润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已经开始出现由公权力对本国经济的投资方向实施干预的呼声。

（5）宏观经济管理公共政策及福利导向型收入再分配接下来将成为公认的混合经济特征。

因此，我们已经步入一个世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均实行所谓“混合经济”生产方式的时代。而今后何去何从当然还不能确定。日本这方面的情况要放在下一节讨论。但这里可以说一下总的观点，它关系到每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墓本界定方法，或者说特异性。我认为，是盈余形式使得不同经济体制可以区分开来，比如封建社会的地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利润。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混合经济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生产方式混合经济条件下的盈余形式是怎样的？既然按照定义，它是一种混合体制，回答这个问题就做不到确切无疑。诚然，盈余不仅包括国家管制的社会资金，也包括私人资本的利润。但重要的是，这两类盈余的分界线在达成社会共识的墓础上，是可以调整的。混合经济的这一特征，国民在追求其所处社会以这样（进一步私有化）或那样（趋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