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回顾私有化和全球化趋势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些重要方面具备随历史进程从制度上自我调节的机制。由此便产生了关于这一演变过程背后存在哪些主要制约因素的问题。过去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而他们中又有很多人似乎都赞同凡勃伦的观点，即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凡勃伦论证道，技术进步是累积性的，并不会受到企业家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且，技术进步之后将引起制度上的变化，先是导致一种严重的萧条状态，再然后是催生一种利润得到保证却致使人力、物力资源始终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垄断经济。

更近一些的经济学家中，J.K.加尔布雷思尤为突出地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强调技术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中的作用。他常被引用的名言，“市场的敌人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工程师”，24高度概括了他所秉持的立场。他口中的“技术要务观”被进一步发展成以下六个要点：

（1）“任何一项工作的起讫时限不断延长……技术应用越彻底……知识应用就越滞后。”

（2）“随着资本因产量的提升而扩大，会有更多资本投入生产。工作时长的增加，以及与此同时对加工中产品的投资增加，都是要花钱的。”

（3）“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投入的时间和资金将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在这项工作被逐步细化成越来越小的组成单位之前，必须对其做出精确的规定。”

（4）“技术需要专门人才……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系统化的知识只有借助掌握它的人之手才能得到应用。”

（5）“专业化不可避免地要对应组织化。它令专门人才的劳动取得一致成果……组织专门人才的任务确实很复杂，以至负责组织工作的专门人才也将成为必要。”(www.daowen.com)

（6）“必须投入的时间和资本、这种投入的缺乏弹性、庞杂组织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先进技术条件下的市场绩效问题，均使得计划手段成为必需。”25

这些要点合在一起，以其说服力足可证明，技术进步对领先企业的制度化行为模式具有明显影响，放到我们在第三章提及的“科学工业革命”背景下尤其如此。

区别于社会制度层面，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层面范畴。它对生产方式影响显著，甚至导致后者发生质的变化，且这种质变往往关乎后者的一些重要方面。加尔布雷思的技术论便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诠释。但就这一点反复进行论证的人则是马克思，他甚至以更为长远的眼光，大胆预言了自动化应用方面的技术进步。我们在这里引用他的相关论述如下：

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实际财富的创造变得没那么依赖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是更多依赖劳动时间内调动各种生产工具的能力。这些工具及其高效益并不取决于生产它们所需的直接劳动时间；它们的效益依赖于科技进步业已达到的水平，换言之，即这种科学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到那时，人类劳动将不再局限于生产过程——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监管者和调控者的地位……他跳出了生产过程，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推动者。26

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社会个体”，或者说那些“通过其社会存在了解并控制自然界”的人的出现，造成的结果是劳动时间不再作为财富的衡量尺度，从而“交换价值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衡量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墓础的生产方式就此终结”。27

这里包含的意义十分深远。其一，随着自动化和其他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的先进技术进一步发展，促成劳动对最终产品做出原子状贡献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消失，“社会个体”逐渐形成。接着，墓本要素价格的决定将丧失不受个人主观影响的市场客观性，很可能由市场力量间的关系主导。事实上，我们所处的生产方式发展阶段，已经使得私人企业（至少在加尔布雷思所说的“计划体制下”）或多或少可以决定其加价率，那些有组织的工人，只要足够强硬，也能顺利从其雇主那儿满足他们预设的工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