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趋势发端于撒切尔夫人1979年5月当选首相后领导的英国政府，其后逐渐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扩展至全球范围的契机。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日本在1981年建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特别授权其审议公营企业私有化问题，所以也算是跟上了这股潮流。这一世界性趋势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2月就私有化问题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起；与会代表近500名，来自46个国家。美国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在向他们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象征着一场“经济思维的革命。它是一场不寻常的革命，因为它是一次对我们曾经坚持却又偏离的原则的回归。这些原则涉及个人自由和民营企业，它们在过去200年中令世界发生的变化多过在此之前的2000年里发生的所有变化”。17尽管更为长远的评估得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进行，但有一个普遍共识似乎是存在的：“英国的私有化计划被广泛誉为经济及政治领域一项最成功的举措。它使得持有股票的人数大幅增加，财政部收入多出数十亿英镑，政府在工业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则明显降低。”18

近几十年中另一个重大趋势是资本主义大企业以多国和跨国公司形式推动的全球化。我们已经就这一趋势主要涉及日本的情况做了一些具体介绍，不过，这里应该还可以再谈谈它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意义。我们在战前也曾留意到一种全球化，表现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扩大其海外势力范围。这种全球化发生在被列宁定性为资本主义矛盾最尖锐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但现如今，形势已然逆转，那些过去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对象的殖民地几乎都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昔日为了资本利益动辄武力干涉的做法也不再被容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这种私人资本的全球化虽然强化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但却不会引发自身矛盾？换句话说，这是否属于几乎无须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让步的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一种表现？

近年来的私有化和全球化趋势，似乎支持了一种被多方宣传的观点，用罗伯特·海尔布伦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它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就结束了——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19如果这是事实，趋同的假设就不得不跟着修正；甚至连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演变的至理名言也要遭到批驳。因此，我们无法不去直面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可以认为，前引乔治·舒尔茨的发言，好像是在呼吁志同道合者团结起来。虽然撒切尔夫人倡导的“持有财产的民主”被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里夏·阿伯迪恩等作家大加赞赏，称其预示着21世纪即将迎来一种相当重要的“大趋势”20，但专家们似乎一致认为，世界范围内风行私有化，与其说是一种经济举措，倒不如说是一种“构成[其]争取政治支持者战略”的政治行为21。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能谈谈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一些墓本观点。相关变量有：（1）所有制问题，即私有或公有；（2）市场力量和竞争程度；（3）计划和监管的性质；（4）效率的几种尺度。它们都是影响法人动机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且相互间联系紧密，不宜泛泛论之。尽管如此，下面由阿萨尔·林德贝克做出的总结可以认为代表了当今理论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

中央计划经济被认为在资源的调用、积累和快速再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优势……与之相比，在市场体制下，独立企业之间的竞争，在静态的分配和技术效率方面可能表现得相当成功，条件是通过实施某种中央计划来管理集体财产、应对外部效应，并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一种最低限度的凯恩斯稳定政策。22(www.daowen.com)

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制二分法（私有制与公有制）和市场关系二分法（竞争与垄断）之间并非对应关系。故以英国为例，包括实证分析在内的研究表明，在有效（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主导的市场上，如阿默舍姆（Amersham）、英国宇航（British Aerospace）、安特普莱斯石油（Enterprise Oil）等公司所处的市场，私有制以及私有化是有效且合适的，而“当政府的私有化企图扩大到市场影响力广泛的企业时，政策困境就变得更加突出。如果存在垄断——亚当·斯密所谓‘良好经营的大敌’，宁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的理由将大大削弱：不能再指望令私人受益的逐利行为去促成社会效益提升的结果”。23

换言之，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如下结论：私有化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并不必然意味着乔治·舒尔茨所主张的无条件回归“个人自由和民营企业原则”，也不一定会像奈斯比特和阿伯迪恩所预言的那样，将导致演变为“人民资本生义”的不可逆转之势。

那么，全球化的趋势又如何呢？这里涉及的问题同样和“简单”二字相去甚远。尽管可以肯定，帝国主义时代如今已成历史，大国之间发动核战争也极不可能，我们还是得谨记一个事实：跨国公司大多是垄断巨头，通常会在国际层面实施复杂老练的计划战略。如今被普遍使用的“无国界经济”这一术语，指的就是民族国家的政策除非对于跨国公司有利，否则往往对它们的活动起不到任何限制作用。但与此同时，正在形成的贸易和货币联盟之间也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例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由统一后的德国主导的欧洲共同体消除内部壁垒的措施，以及日本贸易和金融产业在东南亚日益强化的支配地位。我们在上一章曾就电气电子产业中的类似竞争关系举过一个具体案例。随着现有的每一个贸易和货币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未来前景如何尚不明朗；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远远不能用无数自由私人企业间的原子状竞争来形容，眼下存在的联盟竞争现象也还没有得到适度的遏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经济体制趋同的问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