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彼此趋同的历史趋势早在战前就已出现。这种趋势在战后愈加明显，从而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间引发了讨论，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不得不在他编写的普及版教材中表态：“尽管不无夸张，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和简·丁伯根指出全世界趋向于同一种现代产业形态——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是说得通的。”15实际上，通过引入规范化观点——尤其是丁伯根的努力，16趋同论在战后被进一步强化。丁伯根一开始就为他的观点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所有社会的共同目标是为其同时代公民实现福利最大化，并为其后代子孙的利益达到最优经济增长率，与它们以何种社会经济体制为特征无关。照他的说法，为完成上述目标，政策措施将分为两种：（1）对于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支配而外部效应可以忽略的经济活动领域（如零售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将达到最优；（2）对于受规模报酬递增规律支配、可能出现垄断而外部效应又可能很大的经济活动领域（如铁路），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据此，任何追求最佳体制的社会都必须趋向一种混合经济的组织模式。丁伯根本人也很清楚，这一观点可能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但难以否认，他恰恰代表着如今西方理论经济学家中的多数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