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到,随着高增长期间内部净盈余数量的增长,会产生利用它们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依靠表7.6所示统计数据,我们很容易就能证实这一趋势。目前可用的最新数字是1986年的,高达223.2亿美元,几乎是1985年的两倍。我们应该还记得,相比1971—1975年(75%),在1976—1980年的五年期平均数(109%)中,制造类公司的内部储备金(S)与折旧(D)之和要大于总投资(GV);20世纪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明确反映了这一形势变化。
毋庸赘言,日本资本主义在战前就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但那些投资主要是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剥削远东地区的工具。战后遗留在国外的日本资产,比如那些中国境内的,一概被当地没收或变卖;日本在战后只能完全从零开始,以平等或卑下的姿态与世界其他地区寻求合作,重新拓展其海外业务。而且,直到1951年,仍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才被允许推行海外直接投资计划。尽管如此,日本当时的国际收支状况却迫使日本政府尚须严格限制对外投资企业许可证的发放,以免耗尽日本少得可怜的外汇储备。因此,于20世纪50年代初重新开放的对外直接投资,其范围最早被试着限定在:
(1)主要为便利海外的出口销售而在外国设立贸易公司和银行的分支机构;
(2)推进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大型投资项目,如阿拉斯加纸浆(1953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工程(1957年),以及阿拉伯石油(1988年)。
开放这些领域之后不久,在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东道国建立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墓地也于20世纪60年代纳入许可范围。这里主要的激励因素显然是相关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比较优势转移。然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仍然相当有限,直到政府于1969年至1972年6月期间采取措施,使得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输出几乎完全自由,对外直接投资才算有了真正的动力。在1951—1971年的21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只有区区36亿美元,而在1972年和1973年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其总额竟飙升至58亿美元——战后第一次高潮。
这次高潮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1)日元汇率升值(从1971年的360日元/美元升至1973年的265日元/美元),使得日本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价格上涨;(2)随着高增长时期的推进,日本的实际工资显著提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转向亚洲欠发达国家;(3)经常项目收支开始处于明显有利状态,并至少维持到了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爆发前。尽管就像上一章所讨论的,这次石油冲击对经济有一些消极影响,但同样也是上述决定因素继续在20世纪70年代发挥实质性作用,维持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水平,直到第二次高潮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迫近光临日本。特别是从1981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开始显著上升至90亿美元的水平;1985和1986两年的总量(345亿美元)竟相当于1952—1981年长达30年的总量。到了这个时候,又有一种新的决定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日本与那些认为日本出口贸易存在不正当竞争的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摩擦开始令日本政府大伤脑筋。早些时候,贸易摩擦就已存在,尤其是在纺织品出口方面。但此次争议的对象是新的商品——墓本属于日本高技术产业在20世纪60、70年代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更胜一筹所引发的后果。18不可避免地,那些受影响的国家开始针对日本商品采取各种进口限制措施,如提高关税,实行反倾销措施,建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等。面对上述外贸发展形势,加之担心这股趋势很可能继续恶化,在出口贸易方面存在巨大利益的日本制造商于是开始郑重其事又不失积极地在国外建立分厂,特别是那些明确存在贸易摩擦问题的国家。通产省针对1980年以来在发达国家建立过子公司的日本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相关行业中采取这种投资行为的动机系以具体百分比数值表示,如表7.7所示。我们从该表中可以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次高潮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1)主要动机是解决贸易摩擦问题;(2)涉足的产业墓本是高技术产业;(3)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19(www.daowen.com)
表7.7 不同产业在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的动机 (单位:%)
资料来源:《通商白书》[1],1986年,第182页。除上述两种以外的其他动机未予转载。
就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该国的全球化趋势实现了增长,导致多个制造业领域突然出现了跨国公司的身影。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全球化浪潮主要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以来,开始席卷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领域的,往往还得益于寻求避税港的动机。2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尽管迟了些,终是走在了世界资本主义前列,而世界资本主义如今也已形成包罗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市场导向型国家并由多国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紧密网络。日本是这场全球化竞争的新手,表7.8就是证明。该表列出了1981年各母国跨国公司子公司产值占该国正常出口总值的比率。值得玩味的是,以美国为例,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产值比其出口总值的两倍还要多。就像现在看到的,列在表7.8最后一行的日本,全球化比率最低,仅12.2%,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产值也仅占出口总值的20.3%。
然而,1981年之后,就像之前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所表明的,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走出国门,不断激发增长动力,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本书写作之时(1990年9月),这股趋势尚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在这里探讨一下全球化模式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也许是合适的:一个是关于一个一直行进在日本全球化潮头的独特产业,即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业;另一个则是关于一个近年来一直是日本资本青睐的逐鹿场的独特地区,即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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