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歇尔的方式，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企业，同时以日本公认长达20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作为其所处背景。这家盈利企业在战后初期的典型经营模式是从银行获得其净投资资金，并努力扩大其在所属产品市场上的份额。为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削减生产成本和改善盈利状况，该企业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当该企业处于增长状态时，其折旧提存（D），无论如何计算，都必然大于它所需要的重置费用（R），从而产生了一项盈余，换言之，D—R＞0。若在某个特定年份，这项盈余加上发放股息后的内部储备金（S）仍不足以支付预计的净投资支出（V），也就是说D—R＋S＜V，该企业就得继续依赖银行的长期贷款（L），换言之，V＝D—R＋S＋L。这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阶段，我们在第四章曾特别提及，此乃日本公司投资资金构成的特征之一。

随着这段可喜的高增长时期的继续，该企业在行业中的发展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很快便占据了寡头垄断地位，使其能够实施阻止进入定价政策。接下来自然是该企业利润增加，产生了远比以前充裕的内部储备金（S），支付净投资费用（V）实际上已经绰绰有余，也就是说，S—V＞0。一旦该企业达到这种状态，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盈余，即（D＋S）—（R＋V），我们称之为“企业内部净盈余”（NS）。

然后，该企业便开始面对如何使用其内部净盈余的问题。可能的使用方式有以下几种：

（1）偿还欠银行的债务；

（2）增加研发支出；

（3）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4）将经营活动延伸到原本的专业领域之外；

（5）为投机目的投资证券和地产。

该企业不会一下子利用上述所有方法，但当我们考察由无数企业组成的整体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随着高增长时期的延续，汇总后的内部净盈余在上述所有方向均有流入。

当然，上述每一种发展方式都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如果银行放出的贷款得以大量偿还，银行就必须面对为其可贷资金寻找其他出路的问题。为此，它们会将业务转向购买股票和债券。但在财阀型多企业组织中，主办银行与过去习惯于高度依赖该行的关联企业之间又存在怎样密切的关系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后面讨论。

对上述第二个发展方式，即增加研发支出，说明一点足矣，那就是这项支出实际上构成一种新的促进因素，以自身力量推动着所回顾期间的高速增长。至于第五点，即为投机目的投资证券和地产，我们在上一章已墓本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过，对于第三和第四点，就需要特别注意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分工模式了。

首先，教科书中通常有如下四种分工：(www.daowen.com)

（1）企业内部分工，典型例子是亚当·斯密的扣针厂，由一家企业单独实施规划控制。

（2）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分工，因处于竞争条件下，不存在任何居于中心控制地位的主体，推定受“看不见的手”支配。

（3）一个国家内的社会分工或行业间分工，往往受到审时度势的国家政策的干预。

（4）推定建立在比较优势墓础上的国际分工，但偶尔也会由于诸如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等原因而遭到扭曲。

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上述分工模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例如，垄断的发展使（1）和（2）合并到一起，又或者，帝国主义剥削强行违背（4）中暗含的经济合理性。但重要得多的也许是企业内部分工发展的最新模式，即扩大一家企业的经营和控制范围，使其涉足不止一个行业并走出国门。这意味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墓本单位的私人资本，随着它的日益扩张，一方面，其内部本身就倾向于推动行业间分工，继而形成一种集团化的跨行业组织，另一方面，又通过组建跨国公司进一步引领全球化时代。这些趋势根源于上述“企业内部净盈余”的增长，与此同时，它们反映了私人资本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社会制度和功能、作为整体的市场本身，7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的私人资本都纳入自身的内在动力。换种说法，昔日一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借用马歇尔的比喻，相当于“森林中的一棵树”，在分工方面则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分工，它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是“主要通过设法改变那些在新古典模型中被认为系由外部决定的参数，即偏好、国家政策、技术、竞争结构”来实现的。8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类教科书式分工中，第一种，也就是“扣针厂”型的企业内部分工，是唯一一个可以说服从单个企业规划控制的分工类型。即使在所谓的单个企业成长为巨头后，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限制也仍然存在。因此，像加尔布雷思那样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即：“现代双峰经济中为大公司支配且这些大公司在其中把持市场以作为它们计划一个重要方面的部分”9最好用“计划体制”一词来称呼。

为捋清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在日本战后高增长时期的背景下，我们自然会有一个疑问：伯利和米恩斯在他们1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观点意义何在？他们在书中指出，公司股份所有权分散是不可否认的趋势，成熟公司其实正在被管理层逐步控制，公司所有人的权力因而被削弱。他们在该书的战后版本（1968年）中重申的“管理层控制”这一墓本观点，可能在今天仍然适用；但在日本，正如我们会通过经验证据观察到的，随着大公司内部净盈余（NS）显著增长的影响不断扩大，乃至形成企业集团和全球化趋势，所有权控制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出来，进而使得经营权和所有权这两种权属合为一体10。伯利和米恩斯说的是公司所有权的广泛分散，而日本日益频繁地发生的却是公司间的交叉持股，要么采取并购方式，要么通过继受原财阀系的资产。由于金融机构开始将重心从为制造类公司提供长期贷款转向投资债券、股票——这同样也是大企业内部净盈余增长的结果——上述趋势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由相互联系的法人组织构成的网络，它们已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一种也许要称作“法人资本主义阶段”才最恰当的结构模式。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根深蒂固的制度驱动力，是通过促进注定将导致控制范围拓宽至多个行业并跨越国界的内部储备金最大化来实现自我扩张。这样一来，个人便成了所谓“法人团体”的自我延续组织的追随者，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人。

表7.3　制造业公司内部资金的相对增长（五年期平均数）　（单位：十亿日元）

续表

注：
*系四年期平均数，1990年数字暂缺。
资料来源：宫崎义一在其所著《现代企业论入门》（有斐阁，1985年版）第358—359页制表，转引自日本银行编《主要企业经营分析》；作者还根据同一来源更新了数据。

上面描述的概况具有理论抽象性质，多少有点儿简单化了，不少地方也需要加以限定。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拿出一些经验证据，来说明日本资本主义结构模式在高增长时期及其后的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