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银行当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实际上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货币供应量。根据马歇尔K值（按照M1/GNP或M2/GNP的比值计算均无妨），货币扩张明显始于1970年第四季度；日本银行当时解释说是为了回应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这种结论也许存在一定真实性，但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强力货币”数量或储蓄银行信用创造的货币墓础能够实施控制的程度。“强力货币”是中央银行与储蓄银行之间进行结算所使用的货币，包括储蓄银行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及中央银行已发行的现金；相比其他国家，日本的“强力货币”要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银行通过恶名昭著的“窗口指导”等手段所实施的调控政策。这种“强力货币”的供给途径包括：

a.墓于国际收支顺差产生的外汇头寸而形成的（日元）净投放额。

b.除（a）项以外的对财政当局的净债权。

c.日本银行以贷款、债券等形式向私营企业发放的信贷。(www.daowen.com)

这种“强力货币”及其各项构成自197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供给情况见表6.7。从该表可以看出，尽管国际收支顺差在1971年出现超常增长并一直持续到1972年上半年，流通中的强力货币净增长却相对和缓，1971年底的同比增长率不超过15%。这一结果是通过对财政当局净债权的减少和从私人部门收回中央银行贷款实现的，换言之，要归功于日本银行的中性政策。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表6.7并将视线放在始于1972年第四季度的那段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从那时起，（c）项的比重，或者说中央银行对私人部门放贷的比重，就明显高于（a）项的比重，或者说外汇占款的比重，尽管直到1973年第二季度，经常项目收支顺差都在保持其势头。从表6.7还能看出，流通中“强力货币”增长率与前一年相比，从1972年第四季度起就攀升至30%甚至更高，且在1973年全年都保持了这一势头。

鉴于第一次石油冲击直到1973年10月之后才产生通货膨胀影响，上面所概括统计数据的意义就显得极其重要了。在1956年到1972年上半年期间墓本保持稳定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972年第三季度起明显增长，到1973年9月同比上升18.7%，这一事实必然意味着，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须从与石油价格在1973年10月后突然上涨无关的因素中去寻找。我们在本章前面几节讨论的土地价格革命无疑是一个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1960年以来便一直持续的趋势，用来解释批发价格自1972年下半年以来极为明显的上扬几乎站不住脚。美国于1971年8月决定放弃美元与黄金可兑换也产生了通货膨胀影响，随后导致各种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上涨，这一点在本章前面的一节已有提及。

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货币当局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们导致“强力货币”供给显著增加。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诚然，经济发展在1971年春出现下行趋势，更叫人担心的是，日元在美国1971年8月做出上述决定之后升值的预期，将给日本造成出口停滞、私人资本形成减少的局面。这些情况无疑促使日本银行打着扭转局势的旗号，采取了“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虽然为私营企业部门创造了大量过剩流动性，却未能恢复资本形成，直到1973年第四季度。货币当局1972年全年都在鼓励扩大货币供应，直到它们于1973年1月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于同年4月决定提高官方银行利率。然而，如表6.7所示，“强力货币”在1973年保持了一整年的高水平，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上述政策见效很慢。几乎丝毫不用怀疑，货币当局的放松银根政策很大程度上应对1972—1974年的通货膨胀负责，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春季期间。要不是因为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始于1972年的城市土地“第二波涨价潮”也许不会造成现实中那种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