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如此多样化，影响又如此深远，囿于有限的篇幅，我们在这里顶多是简要列举一些说明性事例。

首先，普通公民的梦想——在东京这样的城市拥有尽管小却属于自己的房子——正在逐渐破灭。一位大学毕业生终生受雇的平均收入总和目前估计在1.66亿日元左右，勉强够在东京中心地段的周边区域买一套500平方英尺的一居室公寓。而在西方社会，单个人购房费用的计算标准据说是其一年之中包括收入、储蓄和借款在内的可支配资金的五倍。若对日本的一个普通上班族适用上述计算标准，得出的购房费用将在3000万日元左右——甚至不够在东京中心地段买上一坪（6平方英尺）居住用地。因此，今时今日的普遍趋势是大公司争相为其雇员提供十分舒适的公司住房，以吸引求职者中的精英。另一方面，意识到现有富裕程度尚不足以购买家庭住房，日本的年轻一代逐渐转向据说能带来“富足感”的消费方式，如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携家人去国外度假胜地豪华游等。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消费观明显被误导的例子。

其次，就像可能预料到的，土地价格革命的分配效应是极其不公平的。比如，国税厅每年公布的“高收入纳税人”名单就雄辩地揭露了这一事实。过去，排在这份名单前列的通常是商业大亨，但最近几年的画风已经改变，排名前五十的几乎都是靠出售名下土地牟利的人。24甚至那些尚未实现其名下土地资本收益的人，以其地产担保申请贷款获准的概率，也会因其资产潜在价值的增加而显著提升。《读卖新闻》1990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资产差距日益扩大的感受，其中有71%的受访者同意差距在拉大，相比之下，在1988年1月的调查中，做出同样回答的比例为48%。

第三，对公共工程的影响十分明显。一项部分表现为海外施压的主张，近来在日本被反复提及，意在重新调整该国宏观经济政策，使其走上刺激内部有效需求以替代出口驱动的轨道。自中曾根康弘内阁（1982年11月—1987年11月）当政以来，日本政府就公开支持这一主张，并竭力强调扩建公共工程——政府能够主动参与并承担开支的主要领域之一。但毫不意外地，公共工程涉及的恰恰是那种通常必须征购土地的活动，因此，土地价格过度上涨就成了许多项目如期完成的主要障碍。举个例子，所谓的“大都会二环路”工程拖了好几年都没完工，就是因为难以筹措到资金购买虎之门与新桥之间仅1350米（0.84英里）的路段。政府发现自己无力购买这块不可或缺之地，而这块地的费用如今已然上涨到4287亿日元，或者说工程总费用的99.7%。国土厅1987年3月宣称，如果相关地价继续按每年4%的速度上涨，该工程得推迟108年方能完工。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一句名言：“百年复见黄河清。”(www.daowen.com)

东京这座城市在人行道、公园、儿童游乐场的建设方面尤显不足。当地有关部门的努力同样受到土地价格革命的严重阻碍。与公共建设项目面临的这一问题存在一定关联的是，各国驻东京的大使们（代表31个国家）史无前例地吁请日本外务省采取措施以改善土地使用状况。由于现状十分窘迫，以乌干达为例的一些国家甚至决定关闭其在东京的大使馆，以澳大利亚和西班牙为例的其他几个国家则选择将其使馆场地的相当一部分出售。外国大使馆日益捉襟见肘，以令人遗憾的方式诠释了日本式富裕。

第四，价格革命更长远的后果之一就是令城市社区中敦亲眭邻的关系消失，这已经为珍视这种关系的人所注意。提及地价过度上涨的离心效应致使社区生活褪去昔日缤纷色彩的过程，一个知名时评人最近评论道：“熟悉的面店，以及另一个老朋友——洗衣店，相继从街角消失，留下的空地如今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不知哪里袭来的冷风从间隙呼啸而过……几乎没人注意到，相识已久、真诚可靠的邻居们离开了，面目模糊的陌生人取代他们的位置搬了进来，我们相遇时甚至不会道一声‘你好’……我们如何才能让东京这座城市回归正常？”25这种评论很难说它夸张，毕竟在昔日生机勃勃的东京商业区街角，如今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空虚感。土地价格革命的后果何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