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回顾可以证明，在日本GNP长达二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上述推高GNP的所有四个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即使是那些拥护“经济发展政策”的人，当被问及这一点时，也会坦承，从福利角度看，某些GNP增长因素是可疑的，因而提议，出于福利方面的考虑，可以编制一个国民净福利指数作为总体测算标准，或者编制一个以病床数、公园面积、识字率、污水处理设施、每户住房空间等可分别量化的具体指标为墓础的福利指数。当然，人们无须质疑这类福利指数的有用性。但就目前而言，重新运用欧文·费雪的“资本”“收入”概念也许会有效得多20。四十年前，肯尼思·博尔丁就呼吁这些概念应引起重视21。尼古拉斯·卡尔多22也在为其“支出税”提议寻找理由时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在费雪看来，“收入”仅由最终消费者得到的各种服务构成，无论来自自然环境抑或人文环境，它们均包括在内，而这两类环境合在一起即可称为“社会财富”或“资本”。社会财富不仅包括生产者的实际资本，如厂房和设备，也包括今天所谓的“公共资源”，以及地质资本和消费者实际资本。在这一概念体系中，“生产”被定义为社会财富的增加，“消费”则被定义为社会财富的减少。由于“收入”本质上与社会财富的存量成正比，“消费”对“收入”便具有负效应，而“生产”则带来正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费雪持不同意见的庇古也承认，如果有人对“一个社会历时多年所获经济福利的相对数量”23感兴趣，费雪概念体系会很符合他的需求。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当我们关注经济中的福利表现时，不妨重新运用侧重“存量”而非“流量”的费雪概念。

日本GNP增长率奇高所产生的可疑后果，令我们强烈意识到换一种方式的重要性，但这种方式必须进一步扩大社会财富的范畴，使其不仅包括诸如自然风光等非物质的“公共资源”要素，同样也包括通过生产这一人为因素积累和体现的知识和技能。这方面意识的强化，标志着日本“经济发展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拐点的一个侧面。巧的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报》问世的同时，打出“只有一个地球”标语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亦于同年召开，二者均是同一种国际共识的反映。

也许，对GNP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的不满，同时也促使我们许多日本人回想起久已忘却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即：“声称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绝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停滞不前，几乎是毫无必要的。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会和以往一样大有发展余地，当大脑不再被谋生的手段完全占据，生活艺术将存在很大改善空间，而且它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会大得多。”24

【注释】

[1]这里的“高”是相对降低的成本而言，产品的售价相比生产率提高前并无变化。

[2]即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岛。(www.daowen.com)

[3]即渡良濑川。

[4]原文为“扩散措施”。

[5]指20世纪50年代。

[6]故意将商品设计得不耐用以鼓励再度购买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