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存活靠的是最终消费者“用钱投票”,而这些消费者之所以投出“金钱选票”,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需求往往与该社会可能创设的诸如制度等条件相关。人们的欲望又往往是被商品和劳务的供应者人为刺激出来的,事实上,在极端情况下,供应者完全有能力操纵市场。换句话说,在消费者投出并因此跻身GNP组成部分的“金钱选票”中,有一些选票的福利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将它们概括成四类:
(1)“生活成本”类;
(2)“收入干预”类;
(3)“制度化浪费”类;
(4)“社会财富耗竭”类。
下面逐一进行简要解释。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消费支出中,有一些项目属于必要性支出,我们希望其数额越小越好。冷天取暖费用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在东京这种拥挤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常见的通勤成本高昂、环境舒适度却不见补偿和改善的现象,则是另一个例子。16但是还有更为复杂的生活成本类支出的例子,这些支出导致公民考虑制度或社会的发展而投出其“金钱选票”。美国报道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17是为对付日益增多的入室盗窃案件而广泛使用昂贵的防盗报警器。诚然,在成本类支出和终端目标类支出之间往往很难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但昔日奢侈品或半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的显著案例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战后日本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本节前面提到的公共澡堂和公共汽车的没落。(www.daowen.com)
至于“收入干预”,最初使用这一提法的是熊彼特,他借着鸡尾酒会的打趣氛围,挖苦美国的律师行业说,他在办理烦琐的申请入籍手续时曾不得不依赖该行业的服务。如果凯恩斯知道他的遭遇,想必会报以同情,因为前者显然也认为,在美国无孔不入的律师墓本是多余的,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闭幕词中提到的那个故事可是街知巷闻。18“收入干预”现象可以定义为,那些原本非必需的服务通过相关社会内部的制度性安排转为必需所产生的收入。解释一种特定服务缘何成为一个特定社会内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常要援引其历史背景,所以,将某一特定行业定性为“收入干预”类并没有任何责难意味。事实上,特定社会的“收入干预”类行业,往往会吸引该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其成员也会作为该社会的杰出公民而享有盛名。就“收入干预”而言,如果律师是美国的示范,我们就可以说银行家和不动产商是日本的典型。战后日本可以纳入这一类型的行业,还有过度扩张的补习学校,它们面向的是渴望通过现行教育体制下精英课程入学试的年轻一代——包罗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应学力水平。近年来的各种测算均认为,很多家庭花费在这类非常规培训上的开支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墓本食品开支,自主配置各种现代通信设备和视听设备的相关行业也已成为最成功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活动增加了为实现某个目标而承担的中介服务费用,一旦发生这种额外支出,就可以说这类“收入干预”现象已上升为重要因素。
再来说说“制度化浪费”。凡勃伦早在1904年就写道:19
工业外支出虽然从工业角度看纯属浪费,但通过它们来消化大量商品与劳务的趋势却将继续下去,而且体量还会不断增加。这种浪费性支出一旦缩减,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界的严重失序,而萧条将紧随其后。
这是一个颇有先见之明的说法,但称这些浪费性支出为“从工业角度看纯属浪费”却带有误导性。鉴于商事企业自身的考量,厌恶浪费是它们的天性。但某种商品或劳务是否浪费并不能“从工业角度”判断,只能站在最终消费者的立场来决定。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是要做出铺张奢靡或挥霍无度的道德评价。经济学家以其学术的自觉更不会对一个为了消遣而存心浪费的人说三道四。但是,如果浪费已然制度化,甚至连浪费程度较轻、可能也会更受消费者青睐的替代方式都被故意排斥在市场之外,我们就得分析一下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机制并归纳出经济福利的必要内涵了。正如万斯·帕卡德的著作所宣扬的,内在陈旧商品的例子[6]数不胜数,加尔布雷思也对这种鼓励GNP增长型开支的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战后日本的高增长时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制度化浪费”的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故意加快照相机、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淘汰速度,以匹配厂家与销售者过度增长的广告支出。
令我们质疑GNP作为福利内涵衡量标准的最后一点涉及社会财富的耗竭。现在,正如我们可以动用我们过去的储蓄来增加我们每月的家庭支出,我们也可以通过耗用我们的资源储备而不予以补充、再生的方法来实现比其他情况下更高的GNP。诚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些资源是无法再生的。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就属于这一类。就这类资源而言,讨论再生问题毫无意义,我们唯一的选择也只是在损耗速度过快时设法节约使用。然而,还是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社会财富,在利用之后能够以不同周期获得不同程度的再生。一提到这方面,脑海中立马就会闪过森林和海洋资源,但我们也应该将洁净水、自然风光及其他环境馈赠列入其中,毕竟它们都为健康、快乐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墓础。不顾这些环境资源需要保护的现实,一国可以很快提高其GNP增长率,速度绝非重视环保的情况下所能及。在这方面,正如上一节所述,战后日本的高增长时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牺牲花园以扩大厨房”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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